杨端雄
广东信宜人，茂名市作家协会会员，信宜市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作品散见于《中国青年作家报》《羊城晚报》《中山日报》《茂名日报》《茂名晚报》等。2023年度“众和杯”首届茂名文艺传媒奖文学类“年度十佳”（茂名日报社主办）。信宜市2023年度先进文艺家。
“头发长了，要飞发了。”
广东地区将剪头发叫做“飞发”。葛亮在《飞发》里面对于“飞发”有过探究，认为是粤语将外来语进行本土化所产生的说法。在民间有另一“桥段”即与配备了弹簧的推剪相关。剪发师傅是用推子和剪刀来剪发，每推一下，手部都有一个向外甩的动作，把顾客的头发甩至一边，因此便有了“飞发”一词。不过在粤西，老一辈人对于剪发则有更直接的表达，叫“剃头”。相对于“剃头”这种冷冰冰缺乏情感关怀的专称，我更喜欢“飞发”这种表述，轻盈灵动，富有想象力。
老一辈人历来讲究脸面，无论是富庶之乡还是穷乡僻壤，对于仪容仪表普遍重视。年关将至，家中男丁如有披头散发者，必然遭受家里德高望重者的训斥：“过年了，还不去飞发，像个‘二流子’，财都难聚呀！”这个时候，飞发就显得郑重其事了。
八叔公行伍出身，参加过抗美援朝，退伍后曾被安排到高州、阳春等地工作，后囿于思乡心切，到底回了家乡，于供销社工作。叔公长相粗犷，苍髯如戟，不拘言笑，言行之间，却又尽显古道热肠，颇有公案小说里面侠客的形象，在家族中颇有威望。他在队伍里学过飞发，所以，自小我们的头发就是由叔公统一“管理”。那时，他有空了，在家族里一声招呼，小孩们提着小板凳，安安分分地在他身后排着队。只见他打开百宝箱，取出围裙围在飞发的兄弟身上，左手握着剪刀，右手不紧不慢地推着飞发器，推一下，飞发器就向旁边甩一下，乌黑发亮的头发在空中飞舞，飘落于地，就像散落了一地的时光。不多时，满头长发的兄弟，脑袋就呈现出了层次感，人也精神起来了。八叔公擅长飞“军装头”，当时，这种来源于军队的“平头装”最为流行，当然也是出于省钱的考虑，那个忙于经济忙于谋生的年代，审美视角越简单越具有纯粹美。祖母一再嘱咐八叔公，务必要给我飞“军装头”，而八叔公也表示我的头型适合飞“军装头”，板板正正，有英气。其实，我还是比较羡慕那些飞“西装头”的堂兄，有书卷气，一看就像文化人。但是从不敢提出要求，怕大人笑话。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VCD影碟机走进山村，影片《中南海保镖》男主角李连杰精神飒爽的“军装头”，唤醒了我们80后的集体记忆，让人一度痴迷，曾经我们也是这个发型的切实拥有者呀！然而，没有人为我们飞板正的“军装头”了，八叔公热心为人，却遭遇意外离世，未能看着我们出人头地。后来，八叔婆在拉家常的时候依然惋惜，当时留在春湾就好了，那里推开门就可以看到开阔的大河，风光极好，常常于梦中出现······言语之间，令人感伤。
第一次飞“西装头”，是在公路桥头的那间“飞发铺”。那是一间用木板搭建的飞发铺，人走进去，踩在木板上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透过地板缝可以看到河水清澈，河边水草繁茂，感觉飞发铺随时有坍塌的危险。飞发铺里面摆放着一张靠背椅，一张桌子，桌子上摆放着一把剃刀、两把剪刀、一块肥皂、一个装肥皂泡沫的肥皂盒，桌子上面的墙壁挂着一面木框边的长方形镜子，旁边挂着一条厚厚的方形长布。飞发铺里面最先进的就是电动飞发器了。飞发师傅人长得精炼干瘦，平日里干农活、割松脂，逢镇上一、四、七圩日才开门迎客。小山村娱乐节目少，飞发铺开门的时候，这里俨然成了信息集散地，国家大事、民生小事、花边新闻……你一言我一语，眉飞色舞，口沫横飞，有会心一笑者，有极力反驳者，打破了山村固有的宁静。电动飞发器在脑袋上左推右推，简单而又直接，接下来就是剃脸毛、胡须。师傅拿起剃刀在磨刀石上蹭蹭地磨几下，然后在长布条上来回擦拭，剃刀更显油光锃亮了，将沾满肥皂泡沫的刷子在脸颊上刷一遍，接着左手扶着脑袋，右手提着剃刀，手起刀落，迅疾无比，“刷刷”声过后，脸面干净清洁，老一辈人对于这一流程颇为享受。可我总会想起过年杀年猪的场景，不过，内心却也没有过多的违和感。师傅可能忙于生计，没有看电视，明显与时代脱节，第一次飞“西装头”，差点被他搞自闭了。回家后，兄弟姐妹们的反馈就是十足的“煲盖”，这让我一度羞于见人。可是二十余年后，市面上却流行起了“煲盖头”，而这种“煲盖头”还有一个时髦的专称——“蘑菇头”。可见潮流这东西，比较奇幻，可以等待但不可以苦苦追寻。
新千年后，在广州打工，过年回家的阿哥顶着一头黄毛，留起了近于《流星花园》里面道明寺式的发型，立马惊动了小山村，这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家长气得肝疼，搞得年三十都鸡飞狗跳。不过，镇上的飞发铺却悄然在四大天王、小虎队的海报旁边增加了木村拓哉、F4、杉菜的海报。潮流的冲击如此迅猛，这种由披头士乐队引领的嬉皮士风格，竟然可以从欧美横渡远洋，吹过港台，刮到广东偏远的山区。新时代的到来，身处其中的人是多么的措手不及呀！这时，飞发的选择不再是单纯的洗、剪，而有了焗、电、拉等新鲜选择，而掌握这一套潮流手艺的飞发铺，横扫全街，一度到了“一座难求”的地步。后来，街上出现的五颜六色的脑袋，已不再被社会敌视为异类。
我自小顶着听话懂事的名号，没有革新的勇气，规规矩矩地飞发，从几岁到十八岁，直到进师范读书后，发现大学里满是“包容的气息”，处处透露着生机勃勃。英语角里，不修边幅的外教背着吉他，在弹唱披头士的《Let it be》，深情而忧伤，许是他也想起了无法忘却的往事吧！那时，流浪在古代、现当代、外国文学史的我，CD机里播放着猫王、披头士乐队的歌，翻阅着凯鲁亚克的《在路上》，追寻着精神上的超然，骑着单车穿行于城市里，长发迎风飞起，恣意飞扬，“青春气息”扑面而来，演绎着中文系的自由不羁，Water英曾经笑着转述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