奚榜
明明在《一次游荡》中有个“我”自始至终在叙述，为什么本文却用了“叙事”而不是“叙述”？这是因为，读周洁茹的小说需要谋略对谋略，多一些分析就会发现，“我”并不是我，甚至“珍妮花”也并不是珍妮花。她们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群人，甚至可能是泛指。
从表面看，周洁茹的小说并不怎么讲故事，包括《一次游荡》在内的加州系列小说，亦是如此。其实不然，她不仅讲故事，还讲大故事，几千字想讲一个时代，一种文明，一颗星球。这样的野心，导致她不得不使用叙事谋略。
加州系列小说如她过去许多小说一样，主人公们干着莫名其妙没啥意义的事（似乎她的主人公们一辈子都在干着世俗意义不大的事），说着简单的无限循环的话，想努力还原生活的本来面目，似乎并不想“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但若分析下去，却会发现，她不仅在鸭子划水般提炼生活的本质，还想用冰山一角，写出一整座冰山。
在《一次游荡中》，“我”和珍妮花是值得考量的人物，她们来到异国他乡的世界最富裕之地加州，既不像中国小说里的陈焕生进城一样，突然遭遇一个新地方，对于其中的泥沙俱下显得有点毫无准备，手忙脚乱了一下，也不像美国伪纪录片中波拉特那种对世俗意义上的先进文化以恶搞来解构，而是与周洁茹其他小说类似，来到哪里都是一样，没有过多的不同文化的撞击，不去寻找当地的景点与能提供异质感的标本，而是埋进普通生活，细细察看物质细节。
这与现代派那种对以物质为主导的时代来临后刻意地垮掉、颓废、漠视等态度不一样，仿佛一个幼儿走进了自己不懂的世界，并不想成仙，因为其不懂位阶与境界这种事。幼儿会被裹挟进一切身处的环境，也想从众登高一呼，也在被群体排挤的时候会哭。这种态度似乎显得对于读者更加诚恳，更加平视。
所以“我”会在仔细关注餐车、地摊、木马、台阶、秋千、星空、萤火虫等一切物质的细节并且还理解不了一切物质细节后，竟对珍妮花买贵了木马发出批评，还偶尔发出对在人世间的失意的轻微怨怼。这种做法很容易被人误解，把小说的指向拉下一层，但作者似乎并不在意。周洁茹在加州系列的其他小说中，也会有在本来貌似超脱的游离中突然加上一段对人际关系的看法，甚至在自由做自己的加州竟因别人不打伞而不好意思打。这种在“逃出”与“混进”中永远犹豫的态度，在我看来依然是作者叙事谋略之一种，因为她要呈现的“我”不是地球智者，而是外星人。
当“我”和珍妮花打算去游一个毫无特色的无人公园时，如上所说，他们不是陈焕生，也不是波拉特更不是蔑视一切的现代派，她们的态度意味深长：“我们在公园的停车场绕了一圈，没下车，但是不约而同地，我俩都想把这个公园省着，下次再来，做点准备，下一次，慎重地来。至于要做什么准备？也有点说不清，可能也就是一个状态，一个不那么不高兴的状态，我们就会再来。”
直到在地摊关注到二十年前的《La La Land》CD后，才透露出“我”也许以为这里真是梦幻之城，但看到的却是摆地摊的底层人的一地鸡毛，与大洋彼岸并无不同，连炒饭都只是换了个名字而已。
再往后写到星空，则说“上半部分寂寥夜空，下半部分又万家灯火”，更是加强了这种庄生梦蝶的感觉。
这样写的作家，很容易想到曹雪芹和张爱玲，用很大力气与篇幅去细细描绘物质的细节，似乎人沉迷于物质，成恋物癖了，一返身却又横刺一枪，写出一个空来。曹雪芹给你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张爱玲给你战后上海苍凉的夕阳，而周洁茹给你一个“要是僵尸来了，去宜家还是Costco”的讨论。为了加深这种浮世荒诞感，还特意加了后记，表明探讨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因为世界没意义，于是小事皆为大事。
至于“我”在游魂一样的行走观察中加入理性的人际关系讨论，或者对于某些地方过于透露小说指向，比如“我来人间一趟，下回不来了”，是否是周洁茹刻意选择的减少小说指向的貌似自杀的写法，不得而知，但客观上却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诚恳”。这也许又是她的叙事谋略。
“诚恳”是小说很高的又容易被误解的境界，只有既在意小说又不在意小说的作家才会这样写。“诚恳”会让作者与“我”在某种程度上达成一种水乳交融、难分真假的化境，并相对还原难以一言以蔽之的人类。
苦咖啡的绝境
有作家提出“苦咖啡文学”的概念，但并未从学术上详细划分标准，因此我将之理解为宽泛的“中产文学”。“苦咖啡”成为一种符号，正如周洁茹小说《如果蘑菇过了夜》中的“披萨”。
周洁茹这短短的7000字中，对三种不同女性面临的情感困境做了探幽入微的研究，似乎有爱无爱，有性无性，有钱无钱，有职无职，人类的婚姻制度都被她敲响了丧钟。
《如果蘑菇过了夜》中的第一女主角只有一个名字“她”，指代一个群体。我想作家当然是刻意的。“她”有知识，嫁了不错的丈夫，住大房子，做全职太太，孩子读国际学校，自家和邻居全用英文名字，日常生活几乎不说中文，但是，丈夫长期出轨，为省钱不请工人，把妻子当仆佣尽力挖掘劳力，孩子也势利地对母亲冷淡蔑视。
这个“她”遭受如此待遇后，却不离婚。“她”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孩子。至少在小说中看出，“她”对孩子也是冷漠的，期盼儿子安德鲁暂去马来西亚，以便得以休息。为儿子叫一份披萨，也是厌烦而隐忍的。“她”不离婚也不是不能生存。“她”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那么，“她”不离婚很可能是因为“她”还爱着老公。“她”去睡工人房是自己提出的，“她”在那里等着他偶尔来一次婚内强暴，并且还会获得若干次高潮，这种形式上像极了赌气的爱人。丈夫那里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惟一能获得高潮的地方，也证明了这点。虽然“她”后来作为反抗与斗争，拥有了那么多婚外情。
从落水的杜十娘、出走的娜拉，到卧轨的安娜，以至于她们到“她”之间的所有女性，与男人抗争的代价似乎都比“她”所承担的大得多。“她”的丈夫似乎是故意给了“她”婚外情的自由，各玩各的。本来这时代是最不可能捂住隐私的。较之文学史上其他女性，“她”在争取的似乎是“爱情”。但爱情本身也是复杂的，也是尊严之类的代名词，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她”又与前述女性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复合。
这种抗争表面上看来是不够彻底的，因此可能被视为“苦咖啡”之一种。实际上，周洁茹的书写，早就已经抵达另一种高度。“她”的不彻底也许正是作家的谋略之一。
回到文本，作为平行宇宙的“她”的另外可能的生活，则由“她”的好友崔西和指甲女“樱桃”替代。女性的另外两种典型出路，依然是无出路的。无论已经成为了女强者的崔西，还是正在努力自强的樱桃，都无出路。她们与“她”，往前走，往后走，远兜远转，遇到的总不外是爱无能的男人们。这就是生活的全部——是的，全部——所以惊心。
于是，在女性那里，男人似乎成为了一种象征，成为了命运或人生这些巨大东西的代言人。后现代人的绝望困境，似乎如罗马斗兽场，怎么斗，都是在环形封闭圈里。
最可怕的是，周洁茹不会指出出路。她是如此决绝。
其实生命的绝境除了循环无意义的困兽斗，像《如果蘑菇过了夜》中的“她”与她们，另外一种，则是立地成佛，舍己担当。后者比困兽斗更加绝望，那是自己跳脱出来，对其余人类的一种俯视。
这种人类面临的真正的精神灾难，会有周洁茹等一大批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微妙的作家来一一记录。周洁茹仅2017年就发表了近20个短篇。这批小说不仅技法成熟，达到了貌似什么都没说，其实什么都说了的高度，哪怕一句蓝天白云，一个海关官员的手套都意味深长，可谓字字珠玑。
毫无疑问，周洁茹的写作是一种有力量的写作，在文学史上具有特别的价值。她的大量作品都反映内地在港居民的生活，这种视觉是非常独特的，尤其是港文化曾经是几代人的开放精神之源，所以当周洁茹一点点揭开港生活的盖子，便有了非常象征性的意义，有点像《加州旅馆》的歌词背后表达的，我们所追寻过的繁花似锦的文化幻灭。我想她是有谋略的，不是自发而是自觉行为，因为她早已经是一位理性知性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