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文彬
“儿呀，你还有多的房子住吗？”
“有，但都出租了。这还没到家，妈就要查家底吗？”我边开车边笑着回应。
“不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母亲欲言又止。
母亲肯定有事想跟我说，但她在我面前太谨小慎微了，以至于跟我交流，对她来说都是压力。母亲是爱我的，但母子之间，仿佛有一堵不可逾越的墙。
“爸，妈想说什么，你清楚吗？”
父亲抠了抠头发稀疏的脑袋，说：“你妈的意思是，房子有多的话，就不跟你们住一起。早上把阿晟送过来，晚上你们再接回去。”
阿晟是我的儿子、他们的孙子，不到一岁半。从四川接爸妈过来广东，就是让他们多看看孙子，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分开住？那怎么行。以前你们每年来，哪怕只待十天八天，也没分开过。这次多了个孙子，更不能分开住了。”
“就是为了多待几天，才想着分开住。”母亲小心翼翼地说，“住在一起时间长了，怕麻烦你们。”
“我们是一家人，何来麻烦？”
母亲如此“客气”，让我很不习惯。这样的“客气”，到底因何而起呢？车子在机场返家的路上高速飞驰，我的记忆也在努力复盘。
30年前我读书跳出“农门”，在随迁户口一栏有了“国家干部”身份。除夕之夜，一家人围着火塘烤火闲聊，都夸我记性好，是读书的料，我顺口说能记住三岁以后经历的事。母亲听后愣怔良久，望着我的脸，一字一句地说：“你的眼睛带残疾，没能送你去当兵，是我这辈子的遗憾。”母亲一边说一边拭泪。
我笑着说：“我现在不是一样跳出农门了吗？”母亲“哦”了一声，然后睡觉去了。
此后，母亲对我特别客气，客气到让我觉得像是来家里做客的，有时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25年前，我放弃“国家干部”的饭碗，离开家乡到广东务工。在佛山开放、包容、务实的环境下，我一边适应，一边收获，在此结婚生子、定居立业。父母也时不时从四川过来住几天。这住几天的光阴，皆因我忙于生计很少陪伴，大多是父母二人独自在陌生的环境里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然后客客气气地说要回乡下打理田地。
高速收费路口道闸打开那一瞬间，我恍然大悟：这么多年过去，我陪伴父母太少了，而且还欠母亲一句“原谅”。
母亲父亲见到阿晟的那份欣喜自不必说。阿晟也成天往奶奶爷爷怀里钻，一会儿对奶奶说“我最喜欢奶奶啦”，一会儿对爷爷说“我最喜欢爷爷啦”，让老人家开心得不得了。其实，这些话都是我私下教阿晟的。
我有意减少应酬，每天早点回家陪父母聊天。渐渐地，母亲变得越来越爱交流，还讲我小时候的趣事。有次我放屁，母亲问我：“你放屁了？”我说：“没有，是屁股下面坐了只青蛙。”每每讲起这些，我们就一起哈哈大笑。
更多时候，都是我讲起小时候多病，母亲怎样呵护我长大的事。比如我从两岁时眼疾，母亲背着我四处求医，后来实在没法，带我去算命说我占文昌，是个有用之人。母亲认为“文昌”就是“文化”，要想有文化，只有多读书。
“三兄妹中，你倾尽所有培养我读书，才让我有了单飞南方的本领。”我说。
“那是你自己占文昌。”母亲谦虚地说。
记忆中，母亲似乎比村里的女人更能吃苦耐劳。她个头不高，但力气很大，是村里出了名的“大力士”。栽秧搭谷时总有壮男跟母亲打赌，看谁背的东西多，走的路程远，“赌资”有时是一包白糖，有时是几个鸡蛋或者两斤肥肉。每当我和哥哥、妹妹一起美美地品尝着母亲的“战利品”时，母亲总是慈祥地望着我们，问：“好吃吗？”有一次我们三兄妹正在吃肥肉，母亲说：“今天老娘破纪录了，背着180斤走了两里路，一口气挣了两块钱，还赚了这块肉。”我们三兄妹便齐声夸母亲厉害，然后一人夹了一片肉放进母亲碗里。
讲起这些，母亲就说：“你还记得呀。”脸上多了一分得意，但旋即又说：“现在老了，不中用了。”
我说：“每个人都会老去，我已过不惑之年，也正在体验生命的长短。这些年，我也经历过贫穷，也走过坎坷曲折的路，也曾在希望和失望中凄惶徘徊，也见过生与死，当年没钱治好我的眼疾，不能送我去当兵，我感同身受。我始终知道，我的命是你给的，发肤受之于你，不敢毁伤，不敢自弃。所以，你不要再负疚当年事，我原谅你。”
母亲老泪纵横，颤抖着说：“儿呀，你终于原谅我了。”
“我还记得小时候经常喊你的外号：符砂罐。”
“你好久没喊我‘符砂罐’了。”
我大喊一声：“符砂罐。”却已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