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七月奉朝廷之命回到中国的漫长时间里，从来没有碰到过界碑和国境线的阻拦。界碑的竖立，和法国殖民主义者相关，更是和越南成为殖民地之后逐渐褪去了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密切相关。
一个国家的命运和两个邻国之间的命运关系，一旦被条约固定，就如同一个自由人戴上了镣铐。《顺化条约》和《简明条约》，就是改变中越国家藩属性质的强制性文字。研究历史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及其演变规律的历史地理学，为历史是地理的历史这一判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顺化条约》，是法国的东京特派员何罗芒用武力威胁越南政府签下的不平等条约，越南承认并接受法国保护，是这个条约的重要内容。九个月之后，李鸿章在中法《简明条约》上签字，放弃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法国政府立即派出驻华公使巴德诺前往越南顺化，同越南辅政大臣阮文祥赶签了第二次《顺化条约》，法国政府的趁热打铁，其实是一场趁火打劫。阮文祥落笔之后，越南就正式沦为了法国的殖民地。越南和中国的屈辱场景，被朱零记录在纸上：“在签约现场，阮氏王朝拿出了大清帝国颁给越南嘉隆帝的大玉玺，在被召集来的众多越南高级官员面前熔化销毁。这颗大印玺‘是安南在与天朝的关系上作为藩属的标记’。维持了几百年的中越藩属国关系，到此终于结束了。”
“安南”这个如今陌生了的名词，早已属于历史，后人很难看到它曾经的热闹场面。我对“安南”这个名词的理解，有着不同于一般人的情感。日本人岩村成允的《安南通史》、明朝黄佐的《广东通志》、清朝邓淳的《岭南丛述》、民国《东莞县志》等，都记载了一个名为莫登庸的东莞蕉利人。所有的文献，都不约而同指向莫登庸的中国籍贯和他流寓安南之后的事迹。“安南莫登庸，其父本东莞蛋民，流寓安南之宜阳县古斋社。”“莫登庸先世系邑蛋民，父流寓安南国海阳道宜阳县古斋社。社长名之曰萍，盖戏谓其为无定之人也。”
宜阳虽然位于越南北部红河平原，但是，站在北仓河口的第一号界碑前，最锐利的目光，也眺望不到莫登庸时代的风光。
莫登庸的父亲流寓安南的具体时间，已经被时光漫漶模糊，文献从“登庸及长，以雄健称勇士，以军功，威穆帝黎浚端庆四年（1508年）为天武卫都指挥使”直至统元五年（1526年）六月，自古斋入逼恭王禅位，是为莫朝太祖，改元明德，莫氏王朝自此始至结束，概括了一个人的文攻武略和登峰造极。
莫登庸的改朝登基，文献用了“簒位”这个动词定性。但是，这个贬义词没有损伤莫氏王朝同明朝的关系。莫登庸用了“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府顺夷情，从宜区处，使臣得以内属，永世称藩，岁颁《大明一统历》刊布国中，共奉正朔，则莫大之幸也”等谦词俯首称臣，让“明廷大悦，诏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以登庸为都统使，世袭，置十三宣抚司，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各一员，更袭黜陟，俱以付登庸”。
莫氏当朝之时，我没有在文献中看到界碑之类的禁词，倒是在番薯进入粤地的时候，看到了东莞布衣陈益在安南的礼遇。
东莞虎门人陈益和一个经商的朋友漂洋过海，来到安南。陈益在安南酋长接风的宴席上，吃到了一种香甜软糯的食物。文史专家杨宝霖先生，根据《凤冈陈氏族谱》，描述了明朝万历八年的这个情节：“素讷公（陈益字德裕，号素讷）和他们一同前往。到了安南，得到安南酋长的礼遇。请入宾馆，每次宴会，常用珍贵的土产叫做‘薯’的款待，薯味很甘美。”
陈益的安南之行是一次漫长而陌生的异国之旅，幸运的是，那个没有界碑阻拦的遥远安南，用开门见山的方式，让一个漂洋过海而来的中国客人直接进入了主题。陈益尝到薯的甜头之后，他的心思便长出了藤蔓。他来到了山野里，化身“间谍”，用尽一切手段，刺探薯选种、种植、管理、收藏乃至烹调的“绝密情报”。
安南莫氏王朝的余荫和安南系中国藩属国的亲缘关系，让陈益和他的朋友受到了礼遇，所以，“酋长延礼宾馆，每宴会，辄飨土产曰薯者。”
明朝万历八年（1580年）东莞布衣陈益安南之行的最大收获，是他将薯种私藏出境，引种东莞，然后遍野燎原，让番薯成为饥荒时代的救星。陈益引进番薯，比福建人陈振龙和电白人林怀兰从吕宋、交趾引进番薯，整整早了十年。
陈益引进番薯，从海上进行，绕过了钦州这片土地。在陈益冒险引进番薯的所有文献中，我没有发现“界碑”这个阻拦脚步的名词。
四
钦州地域辽阔，我无法在短短几天的固定行程中，去寻找刘永福和冯子材的故居和出生之地，但我知道，界碑之后的故事，已经超越了我脚下的竹山村和北仑河。中越边境漫长，让广西和云南，都成了它的邻居，广西到云南蜿蜒曲折的边境线，每一处都是安放界碑的地方。
坚硬的大清国一号界碑，如今用透明玻璃作了防护，这是文物的必然命运。界碑是沉默的历史，“大清国钦州界”几个酋劲浑朴的大字，沉默寡言，从来没有开口说活，边界的划分，界碑的选址，界碑的做作，都是隐藏在界碑背后的故事。匆匆忙忙穿梭于网红景点打卡的游客，不会有耐心在历史面前停下脚步。听一个名叫李受彤的知州讲述勘界、谈判的复杂过程。
“勘界”这个词，从辞典中走出，始于光绪十二年。李受彤奉命随清政府钦差鸿胪寺卿邓承修、道台王之春出场，而法国方面，则由狄隆、海士代表。他们以对手的方式，登台比试国力。
勘界之前，法国军队已经越境抢占了我国的江平、长山、八庄等地，占据了主动权，所以在勘界谈判过程中，法方代表态度骄横，傲慢无礼，强行要求将白龙半岛划归法方。
四个多月的马拉松谈判，勘界毫无进展，清政府以“议久未成，别生边衅”为由，召邓承修回钦州候旨。李受彤则以地方立界总办的身份，和防城知县与法方立界总办，五画官厘伊、四画官阿林，继续勘界谈判。
“画”这个汉字，从字典中走出来，成了谈判的法国人军服袖口上的标记和代表身份的军衔。厘伊和阿林，都是少校以上的军官，他们的身份，具有与李受彤对等的分量，但是，侵略者狂妄的口气和傲慢的态度，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职务。
谈判是战争的继续，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重任在肩的李受彤一边舌战，一边用武力收复被法军强占的边境江平、八庄等地。李受彤坚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寸土不让的原则，贯穿了整个勘界与谈判划界的过程。
勘界与谈判的结果，是中方收复了江平、长山和八庄等领土，从竹山循北仑河至滩散、垌中，立下了数十块代表国家庄严的界碑。李受彤铜像的说明文字，用了“光绪十九年（1893年）签约，确立中越边界，李受彤不辱使命，完成勘界任务，不久离任回籍”盖棺论定。
立在东兴市竹山村的大清国一号界碑，如同一块铆焊在国家领土上的重要零件，牢不可破。民间传说中的官员监督不力，立碑民工为了省力，在未到达立界目的地之前私埋界碑的故事，显然违反逻辑，站不住脚。
在两国达成的协议中，界碑应该两面刻有文字。在“大清国钦州界”的另一面，当出现“大越”（即越南）之类的字样。只有河水知道这个秘密，因为准确的边界，是位于北仑河的主航道，但河流拒绝了人类的立碑，移到岸上之后，界碑就只能单面刻字，无字的一面，预示着外面的水域，还延伸着大清帝国的国土。
知州李受彤，用“大清国钦州界”六个厚重的汉字，作为中法谈判的结论，历史，没有录下他在谈判桌上的辞锋，却用坚硬的石头，树立了他光绪皇帝代言人的身份。
北仑河，是一条流动的界碑。一群采风者，用一天的时间，从北仑河入海口上溯，到达了北仑河的源头。上思县境内的十万大山，以苍茫浩瀚的姿态，用森林公园的名义，接纳了一群来自北仑河下游的游客。这个远离了竹山村的地方，已经没有了界碑，也看不到了李受彤的影子，但我知道，这是一条界河发源的地方。这里收藏的历史，被4A级景区、天然药浴池、天女浴池、石上根源、龙袍树、源头瀑布、九龙松等旅游时尚名词遮蔽。游客的心态，只能寄情山水，只有从大清国一号界碑走来的人，才会知道，一条河流的沉默，是因为它胸中，装下了太多的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