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融媒记者 赵薇
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于2023年11月开始，计划于2026年6月结束，分为筹备、实地调查、数据建档三个阶段。目前，龙岗区已顺利完成筹备与实地调查工作，全面转入第三阶段工作。
此次普查对象涵盖古文化遗址、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等多类不可移动文物。实地调查阶段，普查团队在全区完成已知不可移动文物复查361处，同时还积极挖掘新的文物线索，累计新发现文物40多处。相关线索已完成初步核实评估，为数据建档提供了扎实基础。
在复查的文物中，教育类学校遗存是龙岗的一大特色，其中两处珍贵遗存勾勒出近代龙岗教育的发展轨迹。一处是清光绪末年秀才陈瑞屏所建的兰桂书室，作为深圳代表性私塾，它历经百年修缮，受西洋文化影响融入大量教堂风格灰塑，堪称“深圳洋化风格最突出的古建筑”，且已显新式学堂萌芽；另一处是1915年落成的纪劬劳学校旧址，这栋黄墙青瓦小楼是龙岗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新式学校，也是保存最完整的民国时期学校，初建便有可容数百人的教学楼及配套设施，见证了近代龙岗教育的转型。
在此次普查的40多处新发现文物点中，崇正学堂与六约学校旧址尤为引人注目。这两处跨越清末至民国的教育场所，与复查的教育类文物一脉相承，虽建筑风格与历史背景各异，却共同镌刻着龙岗地区崇文重教的深厚底蕴，成为承载地方教育记忆与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
崇正学堂：从书声琅琅到革命薪火
“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宝龙龙新社区兰水坣一区的民居群中，崇正学堂虽经风雨侵蚀，清康熙帝《圣谕十六条》中的育人理念却愈发清晰。这座由环水楼创建者叶树棠于清末时期主持兴建的学堂，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客家宗族传承文化、培育人才的教育理想。
崇正学堂坐东北朝西南，为三间两进建筑，占地面积385平方米。学堂西南侧排屋的正门居中设置，一条西北至东南走向的巷道将生活区与教学区明确分隔，东北侧后院的天井则为教室提供了充足采光。建筑采用土木结构，悬山顶设计并四面出檐。这样的设计既保留了客家建筑的地域特色，又暗合传统私塾的礼制规范，是客家家族文化与教育传统深度融合的典型实证。
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中，这处私塾不仅传授《四书》《五经》，更以“崇正”二字为核心培育人格。崇正学堂先后有千余名学子在此启蒙，除了供本族子弟读书以外，兰水坣的林氏、李氏、江氏及周边几个村子的好几代人，都曾在这里读书向学。从这里走出的学子中，既有投身实业救国的商人，也有参与地方建设的乡贤，印证了叶树棠“培养品德崇高、正正派派人才”的初衷。
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候，作为环水楼叶氏后人的李群芳，直接将崇正学堂的课堂搬到了自己家的祠堂。校长由地下党员何瑞清担任，共产党员黄光、丘能、李盘、周伯明担任各科教师。1941年，9岁的林谭煌进入崇正学堂成为小学生，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李群芳老师教唱革命歌曲《红缨枪》。受革命思想影响，林谭煌十二三岁时便成为地下党的通信员，16岁那年，林谭煌秘密入党，介绍人就是时任崇正学堂校长的黄国荣，他还曾受黄国荣指示，为东江纵队绘制平冈中学地图。
六约学校旧址：骑楼里的红色传承?
沿龙塘路走进六约社区，学校中一栋南洋风格的骑楼建筑格外醒目。建筑顶层花瓣形匾额上“1931六约学校”的字样，标注着这处建筑的特殊身份——2025年刚登记的四普新发现文物点，更是深圳教育与革命史的双重见证。
“六约”之名源于当地客家村落的联盟传统。学校于1923年由乡贤张杏芳牵头，村民集资创办。建校时，便以“契约协作”精神凝聚起龙塘、深坑等六个村落的力量。最初为三间茅舍，经历扩建，于1931年蜕变为上下两层六间教室的骑楼建筑，198平方米的空间里，淡蓝与白色为主的色调仍显清新，二层连廊的拱形门洞与带窗罩的窗户，留存着侨胞捐资助学的桑梓印记。
抗战时期，这里成为红色堡垒。时任校长的地下党员廖荣坚以课堂为阵地，组织师生参与抗日活动，使“1931楼”成为抗战时期发展地下党员的重要根据地。“六约学校在革命烈火中锻造出一段红色革命历史，并将以校史馆为红色文化传承基地，哺育当代青年和莘莘学子。”据六约学校办公室副主任曾功熙介绍，该校史馆自1931年创建至今，历经多次改扩建，于2007年改建时曾面临被拆除的命运，在时任校长吴小金的努力下，终于得以保留至今。因其带有历史文化的建筑特色，2011年改造为校史馆后，其展览的六约学校校史、东江纵队革命历史、革命英雄历史事迹等红色文化精神，承载了六约人联合办学、抗日救国的历史记忆，已经成为六约学子们的精神图腾，对传承红色文化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从兰桂书室的中西合璧与新式萌芽，到纪劬劳学校的现代转型与盛事开篇，再到崇正学堂的革命薪火与六约学校的红色传承，龙岗的教育类文物跨越百年时光，串联起地方教育从传统私塾向现代学校、从文化启蒙向救国图存的发展脉络。这些文物不仅是凝固的建筑遗存，更是龙岗人崇文重教、家国情怀的精神寄托，其承载的教育记忆与文化基因，将在当代继续传承延续，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