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岗融媒首席记者 聂朦
从龙岗区吉华街道甘坑古镇正门往内，步行约百米便可见一座四层楼高的炮楼。炮楼久经风雨、日渐沧桑，四壁斑驳的墙体上仍遍布着抗战时期的弹痕，似乎在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
炮楼背后不远处，有一面边坡。坡旁绿草如茵，在青砖黛瓦的掩映下愈显清幽。每天，在古镇中往来漫步的游客总爱在此驻足，站在边坡的涂鸦前合影留念。
寒来暑往中，很少有人知道的是：80多年前，东江纵队历史上第一部自制电台，就诞生于这面边坡所在的山洞里。那些寄蕴着爱国热血与革命理想的一封封电报，曾无数次从这里发出，越过万重关山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屡试未果的自制电台
1938年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进犯广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曾生、王作尧等共产党人先后于惠阳、宝安、东莞等地组建起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和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两支抗日武装（即“东江纵队”前身，为方便行文，下称“东江游击队”），义无反顾地燃起了抗日烽火。
彼时，东江游击队远离中共广东省委，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只能依靠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消息来获取党中央的政策指令。遇事要向中央请示时，唯一的方式是派交通员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前往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将电文交由秘密电台发往延安；党中央下达的指示，也只能通过电台由延安发往香港，再经交通员送往东江游击区。
在此背景下，曾生等人逐渐意识到，必须尽快建立一部属于东江游击队自己的电台，才能更好地发展队伍、打击日寇。1939年秋，曾生通过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买来了组建电台所需的配件，并临时调来几名电台工作人员进行组装，但由于技术问题没有成功。
1940年3月，曾生部队东移海陆丰时，将电台零件交由高潭地方党组织保管，并派电台工作人员专程前往香港学习电台组装技术。五个多月后，部队回到宝安、东莞，建立阳台山和大岭山根据地后，又随即从高潭取回电台配件继续组装。然而，由于设备不完善、技术不成熟等原因，电台组建工作再次以失败告终。
1940年底，因对敌斗争之需要，中共广东省委将曾在广州无线电专科学校速成班学过无线电技术的杜襟南派往东江游击队，负责创办《大家团结报》和组建电台。在他的带领下，部队电台工作人员进行了反复尝试，但仍未取得成功。
首部电台甘坑造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大批文化名人、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滞留港岛，处境危急。为保护这批文化精英，在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电令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党组织和东江游击队，通过水、陆秘密交通线，将文化名人分批转移至抗日根据地。
“为了顺利完成文化名人大营救任务，就必须设法与延安取得直接联系。而要与延安取得联系，就必须尽快把电台建起来。”据曾生生前回忆，当时，为支持东江游击队组建电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专门将精通无线电技术、后来成为新中国邮电事业重要奠基人的刘澄清，带到了游击队根据地——宝安白石龙（今深圳市龙华区白石龙村）。
到达白石龙后，刘澄清很快将目光放在了距白石龙不远处的甘坑。因为，这里山林茂密且群众基础好，便于藏身和转移。于是，刘澄清便带着康瑛、康一民等几名无线电技术骨干，以及游击队原先负责组装电台的杜襟南、戴机等人，一头扎进了甘坑的山林深处，没日没夜地进行组装、调试等工作。没有烙铁，他们便用烧火钳代替；没有焊锡，他们就从老百姓家里借来锡壶熔化；没有焊油，他们就地取材刮取松油替代；没有导线，他们把缴获的零碎电线全部接起来……
1942年1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反复试验后，东江游击队第一部自行组装的电台终于在甘坑诞生了。彼时的刘澄清兴奋地戴上耳机，在康瑛、康一民、杜襟南等人既期待又紧张的围观中，缓缓走近这部新生的电台，借用香港地下电台的波长和频率，一字字地敲下了“延安，延安，我是东江！”的电文。
“东江，我是延安！东江，我是延安！”黎明时分，沉寂多时的电台突然响起，刘澄清的耳机里，清晰传来了来自延安的回电声。听着这无比亲切的声音，激动不已的刘澄清兴奋地蹦了起来，与一旁焦急等待的战友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抗日战场立奇功
首部电台的建立，为文化名人大营救行动的顺利开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42年2月中旬，茅盾、邹韬奋、戈宝权等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被安全转移至东江游击队，中共中央对参加营救的东江游击队提出表扬，并正式同意在游击队建立电台，要求其“用密码与党中央和南方局直接联系”，为大营救的最后胜利赢取时间。
张文彬旋即召开会议，宣布东江游击队电台正式成立，由刘澄清任机要科长，戴机任电台台长，杜襟南任电台政委，就此开启了东江游击队的无线电通信时代。
“有了电台后，部队每天都按约定时间与延安联系。即便在行军途中，只要一停下，哪怕只有10分钟，也要抢时间与党中央联系。有时战斗激烈，电台不得不埋起来隐藏，报务员也要和延安方面约定联系时间。”刘澄清曾回忆说，凭借着往来于延安、东江两地的空中电波，东江地区党政军的重大问题，都能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党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回电也能及时到达东江游击区，为游击队开展抗日活动、发展敌后根据地等指明了前进方向。
1942年夏，中共粤北省委和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机关相继遭到敌特势力破坏，机关电台被迫停止工作。此后，在岭南大地，只有东江游击队的电台始终保持着同延安的联系。广东各地的斗争局势和问题，皆能通过它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报告；党中央对整个华南地区对敌斗争的指示，也均由该电台收译后，再由部队通过其他渠道转到各地区。可以说，当时东江游击队电台所起的作用，已超出了东江地区范围，在整个华南地区都起了很大作用。
1945年8月15日，一封特殊的电讯从延安发往了东江。它既非作战指令，也非政治动员，而是一则胜利的宣告：日本向反法西斯同盟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持续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那一刻，从电台的诞生地甘坑到整个东江地区，胜利的欢呼声、喜悦的呐喊声响彻云霄、经久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