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建良
晚饭前，父亲拿出炖黄酒用的小电饭煲，琥珀色的液体沿电饭煲内胆壁缓缓流入。插上电源，按下“保温”键，那一圈小小的橙色指示灯便亮了起来，像冬夜里一只温暖的眼睛，水汽丝丝缕缕地升起来，带出了酒香——不是白酒的烈，也不是洋酒的艳，是太仓本地黄酒特有的醇厚，混着些焦糖香，还有一丝凉凉的甜意。整个厨房弥漫着一种暖洋洋的、醇厚的芬芳，它不冲鼻，只是固执地萦绕着，往衣袖里钻，往记忆里飘。
父亲今年八十四了。坐在我对面，脸上沟壑纵横，端酒碗的那双手筋络凸起，如老树的根，指节粗大，布满了洗不掉的、泥土浸染的淡褐色。我看着那双手，目光便跌进了他身后广大而湿润的田野里。
十四年前，我家拆迁后搬入红星新村。如今，父亲虽年过八旬，仍然耕种一亩多菜园。酒是他的“燃料”。
春分，父亲佝偻着背，用锄头叩醒板结的泥土。汗水滴进新翻的垄沟，这是他递给大地的第一杯酒。
夏至，空心菜被梅雨“浇透”。他赤脚踩进没过脚踝的泥水，挖沟排水，汗与雨水混合的气息，像发酵中的酒曲。
白露，待晨雾散尽，小菜园中那些红、紫、青、褐的果实，皆泛着被露水擦亮的光泽，齐齐躺在竹篮里。父亲偶尔掐一颗小番茄放进嘴里咀嚼，喉结滚动，那是他在品尝岁月酿造的醇度。
冬至，霜覆盖着空荡荡的小菜园，父亲用锄头缓慢地梳理土地。田头那坛新封的冬酿在土里沉睡，等待下一个春天被父亲亲手启封——那时，八十多载光阴都将在酒碗里重新泛起涟漪。
最让我叹服的，还是父亲自学摸索的“小手艺”。拆迁前，我家屋后有一片小小的竹园，那是父亲的“百宝库”。他不喝酒时，手指略显笨拙；一旦三杯黄酒落肚，那双手便仿佛被赋予了魔力。搬个小凳，坐在竹荫下，剖篾、刮青、编织，动作流畅。那些青黄的竹片，在他手里翻飞穿插，渐渐有了形状：圆的是菜篮或渔笼，扁的是淘米箩，还有敞口的畚箕。他一边编，一边还能跟我絮叨：“这编篮子和编渔笼，道理是一样的，都要心里有谱，手上留情。篾片太紧，显得小气；太松，又不牢靠。就像喝酒，要恰到好处，微醺最美，烂醉就糊涂了。”一只竹篮在他手中诞生，篾条虽不匀净，但结构结实，还带着竹子的清香。父亲编的竹篮，若让篾匠师傅瞧见，定要摇头。这篮子就像他本人，技术考核通不过，生活考试却总是满分。他编的，恐怕不止是手艺，还有几分酒后的闲适与灵慧。
太仓的水是软的，九曲红星村的汶河、新开河等河流密布如掌纹，交织在这片丰腴的土地上。父亲的竹罩笼，便是解读这水纹的器具。竹罩笼是父亲自己编的，细竹片撑起钟形的骨架，蒙上密眼的绿网，活像倒扣的莲蓬。我小时候最喜欢跟着父亲去罩鱼。隔夜撒好饵料，第二天傍晚，我们出发。竹罩笼落下时，“噗”的一声闷响，不尖锐，却扎实，带着一种果断的承诺。它切断了水的连贯，在那一方小小的、被圈起的水域里，制造了一个短暂的、封闭的谜题。然后，父亲那双青筋微凸、指节粗大的手，便从顶端的圆口缓缓探入，水立刻漫过他的手肘。在水下，手指是他的眼睛。他的动作快而准，一捏、一握、一甩，一道银亮的弧线便划过潮湿的空气，“啪”地落在岸边。我几乎是蹲跳着扑鱼，滑腻的触感激得我轻叫一声。屏住呼吸将它捧进竹篮，我的心跳才合上鲫鱼鳃盖开合的拍子——这新鲜的、扑棱棱的快乐，比父亲碗里的酒香更醉人。
黄昏时，我们提着半篮子鱼归家。竹罩笼洗净，斜倚在墙角，网眼滴滴答答漏着水线。母亲将鲫鱼打理干净，用自家腌的雪菜同煮。姐姐坐在灶下烧火，添着晒干的稻草，火更柔了。白烟蒸腾，满屋弥漫着一种带着河水清气与土地厚味的香。父亲坐在桌边，呷黄酒，脸上的皱纹舒展开，如秋日平静的河面。这便是五十年前苏南水乡一个最寻常的黄昏。
父亲这辈子，或许就像一坛他最喜欢的黄酒。以勤劳为曲，以岁月为水，将土地的厚实、河水的灵动、竹子的坚韧，还有那点点滴滴的欢喜与唠叨，一起封存进时光的陶瓮。如今坛口微启，酒香四溢，不烈、不燥，只有一种温润绵长的醇厚，足以醉倒整个平淡而丰盈的晚年。
这大概就是父亲的酒中乾坤了——无关风月，只为生活。微醺处，便是人间好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