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钰民
唯有多维度展示城市耀眼的魅力，才能使城市的地理优势转变为发展的能量优势。太仓大剧院今年舞剧演出密集，不仅使本地市民目不暇接地观赏到高水平的演艺，也使我这位异域“铁粉”，为上海歌剧院的《永和九年》和上海芭蕾舞团的《百合花》而奔赴太仓，并留下了在太仓点滴的观舞心得和记忆。
《永和九年》是我昔日北舞的师妹之作，总想一睹师妹留洋之后的大施拳脚，而《百合花》纯粹是因为茹志娟细腻的笔触、王安忆的戏剧构想和王舸的宏大呈现，让我有了追剧的极大冲动。《百合花》剧的最大亮点在于凝聚了三代艺术家对同一主题的不同风貌和诠释，只能以时代审美视点为最佳的评价标尺。《百合花》是“诗化小说”的典范，虽说它叙述的是战争中的血腥故事，但在精微的小说中，只有几道肃杀的闪光和几声沉闷的炮声，更多的是闪烁血色青春的人性之光，所以茅盾曾给予“清新、俊逸”的艺术评价。然而，当作家王安忆为其母亲从文字变为舞蹈，笔尖转化为足尖时，小说中的“小道路引”“借被”“馒头”“枪头野花”等的心理描述，都不足以满足舞台的视觉呈现，“太简单”“丰富性”“加东西”的改变需求在王安忆心头变得极其迫切，才有如今的为舞台行动寻找戏剧矛盾逻辑依据的舞剧文本，并添加了小说中没有的母亲和新郞人物。王舸，舞界赫赫有名的青年编导，擅长以肢体化解戏剧矛盾，以肢体彰显舞蹈审美，以肢体刻画人物意象。《百合花》剧选中他为编导，最为合适。
这三代艺术家以各自不同的经历和个性，对《百合花》剧的人物、情节和审美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艺术表达。以舞剧的方式诠释文学的意象，考验着舞蹈编导的叙事功力，尤其是茹志娟不足五千字的微型战争小说，避开正面的战争述说，通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来反映一代人的时代风采，以此讴歌可贵而又崇高的人性美，这是一种极大的挑战。王舸用舞蹈语言，在有限的叙事空间里，遵循着舞剧的戏剧性规则，将细腻而具心理构造的碎片化情节形成符合舞蹈陈述的逻辑链，从而表现出饱满且具有张力的舞剧情感，并在观众心里形成震颤。原著戏剧矛盾的冲突极其淡化，淡化到舞蹈需要从字眼中剖析出人物内心激荡的心理萌动，从而一展其浓烈的情感世界，并用舞蹈的手段，实现《百合花》剧诗性般的情感喧叙。
在《百合花》的舞剧构造中，编导采用了二幕制的结构，人物性格、情节和情感的构成方式则以点、线、面的散点透视手段加以整合。所谓“点”，即以通讯员、“我”及新媳妇为主体的，三位青年的成长历程为其表述视点；“线”是以产生戏剧性的情节线索为其表征，串连起“点”与“面”的逻辑中介。“面”是烘托和渲染全剧最动人的场景、主题和意境。“点”的性格表述贯穿于戏剧中的独舞、双人舞和三人舞之中，如《出征》段“小道路引”双人舞中通讯员的羞涩与憨讷。《萌动》段“爱慕”双人舞中“我”的开朗、主动以及《借被》和《联欢》段的新媳妇为借被与捐被所表现出的愿与不愿两种心理变化的矛盾性格。“点”的基本性格在“线”的演绎发展中得以进化和延伸。如通讯员的基本性格随着与“我”在“借被”行动的实际交涉中而得到提升和发展；“我”的性格则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断淬炼中得以成熟，如文工团的历练，“小老乡”的交识和牺牲；新媳妇则在花轿与担架，月光与火光的交集对比中才得以厘清“小我”与“大我”的天平，才毅勇地捐出婚被盖在被戏谑的战士身上。这种“点”与“线”的融合，避免了文学叙事与舞蹈抒情相互割裂，在抒情与讴歌中升华了军民、人性和人情的诗化主题。“面”的呈现有两个功能：1.凸显出“诗化小说”的诗性特点，即不以强烈的戏剧冲突、矛盾焦点来获取小说叙述的可读性，而以温润、祥和的美好编织出一曲战地牧歌，来冲淡战事的血醒残酷。2.体现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一古典化芭蕾美学的特质。芭蕾美学的两大看点是双人舞和群舞，双人舞生动，群舞美丽。《百合花》剧中的群舞以“块面”的形态出现，除了保留美丽特质，更多的是以“块面”的场景来突出故事的主题、意境，并渲染情绪。这里列举几则记忆深刻的群舞。1.染坊舞。这是一段极为清新、撩人心魄的舞蹈，淡青的色彩，飘逸的布帛，秀苗的身躯和足尖般的升腾，如江南温婉的茉莉花茶，沁人心脾，耐人寻味。此段舞在全剧中并无陈述的功能，它犹如舞剧《电波》中的“渔光曲”，起着环境和文化的渲染和指向作用。2.野山花舞。在充斥着硝烟的环境里，野山花最能体现人性的追求和渴望，并在险恶环境里绽放出一缕浪漫的曙光，用舞蹈对小说女性视角的独特价值予以充分肯定。3.战士舞。这是舞台化舞蹈呈现最具感染力的诗篇，气宇轩昂，无惧无畏，体现出人民军队所向披靡的英雄气概。4.百合花舞。这是全剧最为生动、直抒胸臆，也是舞蹈美学高度凝练的舞蹈诗性化表达。纯洁飘逸的舞裙，大潮涌动般舞的象征，每一刻都在观众的心中激荡和回响。
从接受美学的维度而论，欣赏是个多维度的撷取过程，主题、行动（情节）、结构、形式等为艺术的欣赏主体。然而，由于各种艺术的构成方式和欣赏方式相距甚远，致使观众的破解手段大相径庭。以文学与舞蹈，笔尖与足尖为例，文字与肢体是两种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于描述事物对象，文字要优于肢体，尤其在形体、概念、意志的层面，文学远强于舞蹈。然而，在抒发情感和模仿事态的特征上，文字略逊于肢体。此外，在舞剧欣赏中，又常常会遇着以文学名著改编的舞蹈剧作，如国内的《红楼梦》《牡丹亭》，国外的《罗米欧与朱丽叶》《巴黎圣母院》等。无论舞蹈在演绎文学原著时采用如何高妙的创新手段，尊重原著是创编者首要遵循的原则，理解原著及其背后隐匿的思想，也是创编人首要的创作任务。然而，舞蹈又以动态、简约、诗性、情感的方式解读文学作品，致使文学中的某些具体事象不足以在舞蹈中呈现。以《百合花》为例，舞剧中的《借被》与《捐被》舞段，在文学原著中讲述的是通讯员与“我”，在动员“新媳妇”捐献“婚被”时所产生的矛盾纠葛，从而反映出通讯员的稚嫩和“我”的干练。原著中只详述了“新媳妇”如何在“我”的动员下，爽快地捐出崭新的婚被，而通讯员在先前是碰了壁的，至于如何碰壁，作者隐匿了。舞蹈的戏剧陈述避开了两者的“说理”判断，采用了通讯员在大庭广众之下粗强戏谑的索取，而“新媳妇”的自愿“捐被”则是在军民联欢踊跃支前的热烈氛围下，心甘情愿地捐献。如此处理，变逻辑性的说理为情感感召之下的甘愿，体现出两种艺术不同的表述所产生的同一语意下的不同观赏。
就舞剧审美接受来说，看懂一部舞剧，首先要对文学名著的文本内容，作充分的“预积累”和“前理解”。“预积累”和“前理解”是指对作品内容作观赏前的预阅读。唯有如此，才能对舞蹈任何形式上的处理了然于心。
太仓是个资源优厚的城市，通江达海、毗邻上海，海派文化和吴地文化交相辉映，滋润着本域文化。笔者从太仓大剧院的舞蹈档期排列表中看到，全年来自上海及国外的舞蹈演出不下5台。此外，太仓与舞蹈的结缘有着优于其他城市的历史条件：太仓是中国现代舞先驱——吴晓邦的故乡，拥有如“滚灯”“花灯”“矛子舞”“摇大橹”“河蚌舞”等一大批非遗类民间舞蹈，并创作出如《华灯辉映》《流光溢彩》《一代舞魂——吴晓邦》等省、市“五星工程奖”、民间文艺“迎春花奖”和群众文艺“繁星奖”作品。
在太仓观舞的短暂时间里，月季花的馨香扑面而来，文化的提升和自信是太仓建设发展的另一股力量。希冀太仓文艺的舞蹈之花盛开如繁花似景，落英缤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