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陈 坚
本报通讯员 郭培东
“兄弟，你做得太不地道了……”近日，在无锡市滨湖区法院的法庭上，原告这句带着怨气的开场白，让被告面色一沉。但在该院民二庭副庭长洪光军耳中，这声“兄弟”却别有意味——商事纠纷中，对簿公堂的股东们往往势同水火，连眼神都不愿交汇，不必说这般称呼了。洪光军当即决定暂缓开庭，先让双方把心里话倒出来。
果然，随着调解深入，一段交织着友情与利益、信任与辜负的故事逐渐清晰：原告与被告是相识多年的朋友，同在教培行业打拼。2024年4月，被告邀请原告投资其教培公司分店，双方签下《股权转让协议》，原告出资23万元获得20%股权，并入职领取固定工资及分红。可是此后，被告既未变更股权登记，也未支付分红，更在2025年9月未告知原告的情况下将公司注销。原告投资落空，分红无着，愤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投资款并支付分红。
被告则辩称协议已实际履行，原告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并领取工资，而且公司经营不善与原告2025年初离职有关，注销公司系另外两名股东要求，且原告曾口头表示过要退出公司。被告承认有分红义务，但认为原告主张金额虚高。双方各执一词，若径行判决，不仅友情彻底破裂，更可能因公司已注销、账目不清而陷入举证难、查明难的泥潭。
洪光军没有急于追问案情细节，而是先从“情”字落笔：“两位都是朋友，又都在教培圈里，以后难免抬头不见低头见，何必为这一桩事断了后路？”这番话让原本剑拔弩张的气氛微微松动。接着，他采用“背对背”调解法，先单独与被告沟通，从法律责任和商业信誉角度分析利弊，被告最终松口，表示愿意在合理分红基础上增加补偿数额，一次性了结。
最难的是做原告的工作。原告满心委屈，认为被告既骗投资又骗劳力，坚持全额返还投资款。洪光军没有回避，而是耐心为他剖析法律风险：公司已经注销，股权登记变更客观上无法实现，但合同解除条件是否成立，取决于是否存在根本违约；分红款的计算亦需综合多方面的证据。从现有证据看，判决结果未必能如原告所愿，且诉讼周期长、成本高。“我不是劝你让步，是帮你算清三笔账——法律账、经济账、感情账。”这番话朴实却直击要害，原告陷入了沉思。
经过数轮释法明理，洪光军又将双方拉回“圆桌”，引导他们从朋友关系、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出发，重新审视诉求。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调解协议：被告一次性支付原告12万元，了结所有争议。
签完协议那一刻，两人不约而同站起身，在法庭上握手。不知是谁先用力，将两人拉近，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拍着彼此的背。
“兄弟，对不住啊，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再合作。”“好！一言为定！”
从一声“兄弟”切入，到一句“再合作”收尾，滨湖法院法官凭借细致与智慧，将一场可能两败俱伤的诉讼，化为一纸互利共赢的调解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