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魏 静
17年前，史兆全从书记员干起。如今，他已是泗洪县法院建工团队员额法官、共产党员，累计办理审执案件4000余件，调撤率65%以上。近三年，他主攻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这个领域有“三高”：标的金额高、审理难度高和同事开玩笑说的“办多了血压也高”。
“建工案子卷宗能摞半人高，鉴定、审价、多轮质证，一折腾就是大半年。”史兆全说，“但再难啃的骨头，也得有人啃。”
为“烂尾”的信任“重新结算”
一场法理情的博弈
一起涉及多方转包的工程纠纷，建筑已投入使用多年，却始终未结算。当初的项目早已物是人非，原告连一张完整的签收单都找不出来，打这场官司几乎是一场看不到证据的“盲战”。被告一口咬定账目不清，拒不配合对账，双方僵持数年，信任早已“烂尾”。
史兆全没有坐等举证。他引导原告依法申请调查和鉴定，随后带着团队连续数天奔波取证，顶着雨雪深一脚浅一脚走进现场勘验。那几天，他白天跑工地、晚上理材料，数十次拿起电话又放下——他不在办公室里谈，而是找到被告负责人当面聊。
不谈大道理，他先算“经济账”：停工损失、利息滚存，拖一天都是真金白银；再算“信誉账”：一个企业背着未结诉讼，以后谁还敢跟你合作？最后算“法律账”：拒不配合的后果，判决书里写得明明白白。
三笔账算完，被告沉默了。不久后主动提出：“史法官，我们愿意谈。”签完调解协议那天，原告方说了句：“史法官，要不是你，我们真不知道这官司要打到什么时候。”
墙上的裂缝，心里的裂痕
把“案结”变成“事了”
另一起装饰装修案，诉讼标的不大，但双方积怨极深。起诉前就吵过数次，庭审时更是剑拔弩张，原告拍桌子、被告摔材料，几句话说不到一起就要走人。
史兆全没急着打断，他让双方把憋了许久的话说完。“这些带着怨气来打官司的人，有时候就是想找个地方说出来。话说透了、气顺了，事才好办。”
庭审结束，他多次前往现场。一面墙一面墙地看，连细小的裂缝都不放过。被告对装修质量要求近乎苛刻，盯着那道缝隙反复说：“你看看，这干的什么活？”史兆全心里清楚——缝隙里藏着的，是两家人一年多的对峙和较劲。“就算判了，这道缝还会裂出别的官司。”
他没有判决，而是反复做双方工作。一边跟被告讲：“我理解你的不满，但解决比计较重要。”一边跟原告说：“把活修到人家满意，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几次沟通下来，他提出了一份中立的调解建议。这将心比心的态度，让原本绷着脸的两个人，终于点了头。
签字那天，两人走出法庭时，一个人说了句：“这事翻篇了。”另一个人接了一句：“翻篇了。”
210万鉴定费，220户安居梦
一个法官的破题之道
最棘手的一起案子，压在了史兆全心头。
某康居工程因工程款纠纷诉至法院，镇政府作为被告提出工程质量抗辩。如果启动全面鉴定，费用高达210万元，周期至少一年以上。而220户群众早已入住，房屋渗漏、墙体开裂等问题不断，投诉一个接一个涌来，安居成了“安不了居”。
“群众等不起。”史兆全放下案卷，带着团队一头扎进居住点。一家一户走访，打开本子记：这家阳台渗水，那家墙面发霉，公共区域还有几处安全隐患。
真正难的，是怎么破这个局。210万元鉴定费是一道高墙，硬撞，案子赢了也是输了——群众熬不起，企业拖不起。
他换了条路。主动对接鉴定机构，把技术专家请到现场踏勘，一份专业维修意见出了炉。接着，他协调承包方先动起来——安全隐患先处置，渗水墙面先修补，问题不能等“判了再解决”。
维修方案怎么定，费用谁来担，工程款怎么结？每一个问题背后都是利益的拉锯。史兆全一轮一轮地组织镇政府、承包企业联动调解，把技术意见摆在桌上，把法律后果讲在明处，把群众的难处提在当面。
最终，纠纷圆满化解。不启动全额鉴定，省下了210万元，220户群众的房子也在调解过程中逐步得到了修缮。该案结案后，当事人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他用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化作一次次奔赴现场的脚步、一轮轮将心比心的调解。
当220户居民在修缮后的家中亮起灯火，当曾经反目的当事人在法庭外握手告别，人们看到——一位基层党员法官，就这样在一个个最难解的纠纷里，刻下了“人民司法”最朴素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