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指定管辖案件行刑反向衔接问题探析

【案情】

朱某某系某公司法定代表人，2023年5月其公司员工陈某某发生工伤事故。因公司未为陈某某缴纳工伤保险，陈某某提议使用居民医保报销医疗费用，朱某某表示同意并提供本人签名、盖章的业务外包合同协助骗取医保基金，后陈某某骗领报销款项。案发后，鉴于朱某某犯罪情节轻微，检察机关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需要说明的是，该案刑事侦查环节由上级指定A地公安机关办理，但案涉诈骗行为发生地为B地。

【评析】

第一种意见认为，应移送原刑事侦查机关即A地公安机关，此举可节约司法资源，保障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的统一性。

第二种意见认为，应移送违法行为发生地即B地公安机关，核心理由是恪守行政处罚属地管辖原则，刑事侦查的指定管辖不能突破行政处罚的法定管辖规则。笔者认同第二种意见。

其一，行政处罚管辖法定，属地管辖是核心原则。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十条亦明确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违法行为发生地”作为行政处罚管辖的核心连结点，不仅便于公安机关就近调查取证、核实违法事实，更能及时修复受损的社会管理秩序。行刑反向衔接中，行政责任追究具有独立性，刑事侦查的指定管辖仅为解决公诉层面的诉讼便利，不能替代或变更行政处罚的法定地域管辖。

其二，刑事与行政管辖的价值导向存在本质差异。刑事侦查管辖虽以犯罪地为主要依据，但核心初衷是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精准打击犯罪，可灵活适用指定管辖、移送管辖等方式。而行政处罚管辖更侧重属地行政管理秩序的维护和执法效能的提升，强调“行为地监管、属地化处置”。本案中，诈骗医保基金的违法行为实施地、结果地均在B地，移送B地公安机关处理，更契合立法本意。

其三，从证据调取与执法效能考量，行为地管辖更具合理性。行政违法的举证责任、证明标准与刑事犯罪存在差异，违法行为发生地公安机关更易核查医保报销流程、固定虚假报销证据、评估医保基金损失，可有效避免跨区域移送带来的调查成本上升、程序衔接不畅等问题，提升执法效率。

需要明确的是，坚持属地管辖原则并非绝对，可允许特殊情形例外适用。如违法行为地难以确定、跨越多个行政区域，或行为地公安机关无法、不宜管辖，或原侦查机关已深度调查、移送将严重影响办案效率时，可由上级公安机关指定A地公安机关管辖，但该例外仅适用于个案，不能作为普遍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