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李佳慧
本报记者 王晓红
“人是给他干活时没的，他连个120都不打，这口气我们咽不下！”“他本身就有基础病，突发心梗谁能预料？张口就要26万元，这不是讹人吗？”睢宁县法院李集法庭调解室内，一场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争执不休。调解员郭继玲心里清楚，这起案件不仅是一道法律赔付的算术题，更是一道横亘在两个家庭之间、难以逾越的“人情坎”。
案情并不复杂，心结却难以解开。原告的父亲受雇于被告，在从事包蒜施肥工作期间，突发心梗不幸离世。原告方认为，父亲晕倒后，被告未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存在明显过错，遂诉至法院，要求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的20%，共计26万余元。而被告则满腹委屈，辩称死者猝死源于自身疾病，自己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面对双方的巨大分歧，郭继玲没有急于推进调解，而是先将双方分开，耐心充当“倾听者”。她先与三位原告沟通，待对方情绪逐渐平复后，才从法律角度细致剖析：心梗属于急性突发疾病，被告作为雇主，确有义务及时拨打救助电话，但死者自身疾病仍是悲剧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被告年事已高，20余万元的赔偿款对其而言压力巨大，难以实际履行。原告听后，陷入了沉默，态度渐渐松动。
抓住这一契机，郭继玲立即转向被告开展工作：“人是在你这儿干活时倒下的，作为雇主，于情于理，你都有义务伸手救助、及时拨打120，对于这个结果，你或多或少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一番坦诚劝说，让被告放下了抵触情绪，同意承担相应赔偿。
赔与不赔的争议尘埃落定，具体赔偿金额又成为双方拉锯的新焦点。为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郭继玲在两个房间来回奔走、反复沟通、耐心调和，最终将赔偿总额敲定在8万余元。
不料，支付方式又成了新难题。被告表示，目前暂无足额资金，需待大蒜出售回款后才能支付。见状，郭继玲当即提出分期支付方案：被告当场先行支付2万元，剩余6万余元待大蒜售出后一次性付清，并由被告儿子提供担保。双方当场达成一致，签订调解协议。被告随即通过手机多方筹措，顺利转账支付首期2万元，这起牵动两个家庭的纠纷得以圆满化解，横亘在双方之间的“人情坎”也彻底被抹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