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朱佳月
“蒋为红”还是“蒋维红”？蒋奶奶不曾想到，当年拜托他人写起诉状时的一次随声应和，导致的同音不同字的错误，竟会在四十年后成为横亘于幸福面前的拦路虎……
蒋奶奶的烦心事，要从1986年说起。彼时，她与丈夫感情不和，诉至法院，最终达成调解离婚。不识字，是那个时代留给她的烙印——起诉状只能拜托他人书写；离婚手续办妥后，她便再未回头翻看那些材料。
办完离婚手续，她很长一段时间不曾再次走进婚姻，直到她遇见了现在的老伴。两人相知相守，蒋奶奶心中却始终压着一块石头。“没有领结婚证，总担心被邻居知道会说道。”这是老一辈人朴素的体面，也是她对这段感情的郑重珍视。两位老人欢欢喜喜做好准备工作，携手走进民政局登记窗口，却被告知：离婚调解协议书上的名字与身份证信息不符，无法登记。
民政局建议两位老人寻求司法的帮助。蒋奶奶一边向当时提起离婚诉讼的南京市六合区法院提出身份信息查询更正申请，一边向南京江北新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民政局履行法定职责，为其颁发结婚证。一场简单的婚姻登记，因跨越四十年的时空距离、交织民事与行政的双重法律关系，变成了复杂而棘手的纠纷。
立案后，南京江北新区人民法院将案件指派给经验丰富的行政案件特邀调解员——退休法官戴茹芳。戴茹芳拿到卷宗后，第一时间与民政局取得联系，对案件情况作了初步了解。随后，她拨通了南京市六合区法院的电话，启动行政诉讼集中管辖法院与属地法院之间的协作——四十年前那份泛黄的离婚卷宗，正静静躺在档案室里，当时还没有信息化记载，那摞纸质底档是如今最大的希望。
经协商，两家法院决定共同牵头，通过司法协同平台化解本案。南京江北新区法院与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分别从行政、民事的角度梳理案情，列明可能的问题节点；联合民政部门、公安部门、街道社区，逐一排查线索。四十年前的卷宗被轻轻翻开，纸张早已泛黄脆化，字迹却依然可辨。
转机，出现在一次对蒋奶奶的询问笔录中。“因为不识字，别人问我名字是不是某字，我可能会下意识应和。”蒋奶奶后来回忆道。正是这一声应和，让起诉状上的姓名与她的真实姓名产生了微妙的偏差——同音，却不同字。并且，我国的身份证制度从1984年实施，蒋奶奶是1986年年底才拿到身份证的。正因如此，那份1986年初的离婚调解协议上，既没有证件号码可供核验，也没有足够清晰的信息锚定身份。
查明事实只是第一步，如何让“纸上真相”转化为“法律事实”，考验着司法智慧。南京江北新区法院主动延伸审判职能，通过府院联动协调会议，与多家行政机关共同明确案件切入点。
会上，民政部门提出登记系统的核验规则，公安部门协助核查户籍历史档案，街道社区提供当事人现实居住情况证明——行政机关的职能优势与司法机关的专业判断形成化解矛盾的强大合力，最大程度复原了当年案件的全部真相。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历经多次复核调查，最终形成了经得起推敲的证据条线，每一个环节都留痕可查，每一项认定都有据可依，司法的严谨与温度在此交融。
春风送暖，当蒋奶奶和老伴带上南京市六合区法院出具的信息更正确认书，拿着身份证，终于从民政局登记窗口接过那本期盼已久的结婚证时，老人眼眶湿润，双手微微颤抖。她一个劲儿地向参与矛盾纠纷化解的所有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反复念叨着：“一定要给大家送喜糖，沾沾喜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