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2023年8月，被告人王某某等四人经中介以“高薪工作”为诱饵诱骗，前往境外一电信网络诈骗园区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四人以女性名义在社交软件上添加男性好友聊天，获取对方信任后，诱骗被害人到该诈骗团伙控制的App平台充值投资，进而骗取被害人财物。2024年1月，四人离开诈骗园区，回国时被公安机关抓获。
【评析】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王某某等四人是否构成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胁从犯。
第一种观点认为，四人受诱骗出境参与诈骗，构成胁从犯。
第二种观点认为，四人的行为不符合胁从犯构成要件，不构成胁从犯。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具体结合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评析如下：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解在境外受胁迫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办案机关应当对其提供的线索或者材料进行调查核实，综合全案证据认定其是否属于“被胁迫参加犯罪”。该规定明确了跨境电诈案件中胁从犯的认定原则，即坚持证据裁判，结合行为人提供的线索、案件具体情境综合判断，而非仅凭其单方辩解认定。
本案中，结合全案事实，四名被告人不构成胁从犯，理由如下：
首先，四人具备脱离犯罪的客观条件，无被胁迫的现实基础。四名被告人在境外诈骗园区实施犯罪期间，能够正常使用手机，这意味着其具备与外界联络、寻求帮助、报警或伺机逃离犯罪场所的客观条件。在此情况下，四人仍持续参与诈骗活动，足以说明其并非处于被胁迫的被动状态，而是具有自主选择的空间。
其次，四人积极主动参与犯罪，行为具有明显自愿性。四人按照诈骗窝点的安排，长期、稳定地实施诈骗行为，具体表现为主动在社交软件添加好友、按照话术获取被害人信任、诱骗被害人充值投资，全程未表现出任何抗拒、消极逃避或被迫参与的态度，参与时间长、行为连贯性强，充分体现其参与犯罪的自愿性，与胁从犯“被动参与、不敢反抗”的核心特征不符。
最后，四人无证据证明存在被胁迫的例外情形。实践中，“能够与外界联络”“积极参与犯罪”一般不认定为胁从犯，但并非绝对排除胁从犯的可能性。若行为人确有证据证明其虽有上述情形，但人身安全受到紧迫、现实威胁，仍可审慎认定为胁从犯。但本案中，四名被告人仅辩解未完成任务会受到体罚，未能提供任何被胁迫的线索或相关证据，且其所述的“体罚”并非足以剥夺人身自由、迫使其参与犯罪的紧迫人身威胁，不符合胁从犯认定的例外情形，不应认定为胁从犯。
综上，四名被告人虽系经诱骗出境参与跨境电诈，但具备脱离犯罪的客观条件，积极主动参与诈骗活动，且无证据证明其受胁迫，不符合胁从犯的构成要件，依法不构成胁从犯，应按其参与的诈骗行为承担相应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