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枣木法槌，槌头被岁月摩挲得温润如玉，透出一种深沉的、近乎黑色的暗红。三十年了，它与我，像一对沉默的旧友。此刻，窗外暮色四合，案件的卷宗摊在眼前，我的手指却不自觉地，又一次抚上那冰凉的木质纹理。恍惚间，那一声声槌响，并非回荡在庄严的法庭，而是从记忆的深潭里，闷闷地、一声接一声地传来，带着水汽，带着回音。
我还清楚地记得，五年前，一本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离婚案件，摆上了案头，夫妻分居多年，过着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两个孩子的抚养问题无法冲出围城。男方在苏州打工，工作原因没时间到现场参加开庭，多次通过电话进行调解，双方谁都不愿让步，调解效果比较差。如果判决，我考虑到这样的家庭环境对两个孩子的心理会造成严重伤害，案件也不能一拖再拖。于是，在去上海休病假的途中，经庭里同意，特地跨越几百公里前往男方打工的城市，面对面做思想工作。当事人得知我要去面谈很诧异，也很感动，没想到法官会为了他的婚姻，专程跑一趟。通过面谈并电话征求女方意见，双方最终对孩子抚养、财产分割、债务负担达成了调解协议。
我们法官的职责和使命，绝不仅仅是让公平正义体现在纸面的法条适用上，还应当体现在每个案件得到公正处理、妥善解决的时刻，体现在每个实实在在为民解困、化解纠纷的过程中。
在三十余载的办案中，我看到的不只是一个个法律关系里的“债权人”，更是一个个在生活泥泞里挣扎，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几张纸币的具体的“人”。我习惯性留意一些“案外”的东西。我会留意离婚案里，那位妻子在陈述时，下意识反复摩挲婚戒的细微动作；我会在审理一桩邻里打架的赔偿案时，特意去现场看看那堵引发争议的、低矮的院墙；我会在调解商事合同纠纷时，多问一句对方企业是否还有转圜的余地，工人们的工资能否按时发放。
我的书记员曾半开玩笑地说：“吴庭长，您这哪是审案子，您这是在‘过日子’呢。”我听了，只是笑笑。是啊，过日子——法律条文是冰冷的骨架，填充其间的是活生生的人间烟火，是剪不断理还乱的恩义情仇。我们是法官，不是神明。我们无法凭空创造正义，但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个更耐心的倾听者，一个更虔诚的“翻译官”——将生硬的法条，“翻译”成当事人能理解、能接受、能借此安顿身心的道理。这道理，光靠逻辑推演是不够的，它需要一点温度，一点“如我在诉”的笨拙与诚恳。
去年深秋，我审理了一桩劳动争议纠纷。13名原某医药连锁销售公司工作人员来到洪泽法院起诉，要求单位支付加班工资。拿到案件后，我发现这是群体性诉讼案件，背后还有全市上千名劳动者等着这批案件的结果。考虑到案涉劳动者欠薪的特殊性，要的就是一个“快”字，安抚职工情绪。我随即拨通了该公司负责人电话，了解案情，并多次召集企业、职工“背靠背”“面对面”进行调解，为了减少当事人诉累，通过“一案一群”企业微信群组织双方进行疏导、举证、协调，最终仅用10天时间就将这批职工讨薪案办结，顺利为职工们追回了工资款6万余元。
迈出去的是脚步，带回来的是民心。2023年秋季，岔河镇界沟村部分群众阻碍承包大户收割，引发涉群体纠纷，经当地村镇及公安机关多次协调化解未果。为了提高案件办理的效果，我在岔河镇界沟村委会巡回审判，村民们纷纷前来观摩。通过现场开庭、以案释法，先行立案的4起案件，现场撤诉1起、调解2起，起到了审理一案、教育一片的社会效果。
庭审结束后，我们又邀请农业专家，结合案例，现场对当前土地流转相关法律问题进行答疑解惑，就地开展普法宣传，向村民们发放宣传手册，积极讲解民法典中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继承赡养等规定，增强村民知法、守法、学法、用法的意识。这样当场“把脉问诊”，“订单式”法律服务，实现工作重心由“治已病”向“治未病”的转变延伸。
“现在闭庭！”像往常一样，我站起身，将那柄枣木法槌端端正正地摆在桌子上。它不言不语，却仿佛诉尽了一切。它度量过财产与权利，更称量过人心与情理。这“如我在诉”四个字，不是写在法典扉页的格言，而是用三十年的时光，一槌一槌，刻进一个法官生命年轮里的、沉甸甸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