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王义
信息技术迅猛发展背景下，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断升级，对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提出严峻挑战。我国虽已形成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为核心的规范体系，司法实践中仍存在“重人轻物”“重定罪量刑、轻财产处置”的倾向，涉案财物处置面临程序性梗阻。规范处置涉案财物不仅关乎追赃挽损效果，更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感受，具有重要程序正义价值，亟需对现有程序进行系统性检视与完善。
现行规范体系与实践程序困境
当前规范体系呈现出侦查权与司法权在特定领域的扩张。例如，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赋予公安机关紧急止付、快速冻结的广泛权力，其对象范围突破了刑事诉讼法常规限制。这种机制创新虽具现实必要性，但也暴露程序控制薄弱的深层问题，具体体现为三方面困境：
（一）司法程序控制乏力与诉讼形态缺失
“对物的强制措施”缺乏有效外部司法审查。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主要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实施，审查程序简陋，缺乏类似人身强制措施的严格司法令状约束，易引发权力滥用。同时，涉案财物处置缺乏独立庭审程序，实践中往往未经充分法庭调查与辩论，仅在判决中附带“依法处理”等模糊判项，导致被告人、被害人及利害关系人缺乏就财物权属、处置方式发表意见和质证的机会，实质上形成“未经审理而裁判”，违背程序正当性。
（二）先期返还机制的程序隐忧
为及时挽损设立的资金先期返还机制存在显著障碍：一是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关联犯罪中，返还合法性与操作性存在争议，常致资金长期滞留；二是返还由侦查机关主导，实质在审判前作出终局性财产处分，存在侦查权侵蚀审判权之嫌；三是可能诱发趋利性执法变异，如为应对信访压力进行超比例、选择性返还，破坏处置公平性。现有救济程序因权利人知情权保障不足、信息不对称、启动与执行困难等原因，难以有效落实。
（三）第三人权利救济程序不畅
电信诈骗资金流转涉及海量账户，许多合法持卡人账户可能被“误伤”冻结。程序存在“积极冻结、保守解冻、谨慎返还”倾向，法律未要求止付、冻结前履行告知、听取申辩等事前程序，第三人往往事后才知权利受损。加之跨地域轮候冻结协调难、解冻标准严苛，第三人救济面临重重障碍，财产权易受不当侵害。
程序优化的路径构建
破解上述困境，需在打击犯罪与保障权利间寻求平衡，强化程序控制与诉讼化改造。
（一）确立检察主导的司法审查监督模式
借鉴“令状主义”精神，结合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定位与全程参与诉讼职能优势，确立检察机关在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中的主导与监督角色。在“大控方”格局下，检察机关可通过提前介入、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对“对物的强制措施”及先期返还等审前处置行为进行司法审查，弥补审判权事前缺位，同时避免法官过早介入可能引发的中立性质疑。
（二）构建“入口”与“出口”双重程序控制机制
1.“入口”控制：完善“对物的强制措施”审查体系。推行“令状主义为原则，紧急处置为例外”模式。非紧急查封、扣押、冻结，应建立由检察机关事先审查批准的令状制度。符合法定情形的紧急处置，应建立事后诉讼化救济渠道，允许权利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或向法院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审查强制措施的合法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则。
2.“出口”控制：强化先期返还的司法审查。权属清晰的“溯源返还”，可由公安机关依法实施。对资金混同、需“比例返还”情形，因涉及未查明被害人及最终清偿比例确定，应强化司法控制，要求公安机关将返还方案报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由检察机关对返还比例合理性、必要性进行实质把关。
（三）完善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与权
贯彻正当程序原则，保障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侦查机关在采取重大处置措施前或移送审查起诉前，应向已查明的利害关系人告知并听取意见。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应就涉案财物处置建议专门告知相关权利人。审判阶段，应将通知利害关系人出庭由“可以”改为“应当”，并在庭审中设立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调查与辩论环节。判决书应对涉案财物处置作出明确、具体、可执行的判项。
电信网络诈骗涉案财物处置程序的完善，尚需应对虚拟货币等新型财产形态带来的挑战。程序优化在注重提升犯罪治理效能的同时，必须始终坚持比例原则与权利保障，在防范“技术作恶”的同时谨防“制度伤害”，最终实现追赃挽损与程序正义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