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锦文
习近平法治思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上，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构成了一个富有开放性、实践性、真理性、前瞻性的科学思想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历史高度。
在一百多年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借鉴人类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在理论上有许多重大突破、重大创新、重大发展，同我们党长期形成的法治理论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是在法治领域坚持“两个结合”的重大成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作出了重大原创性、集成性贡献。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总结并提炼升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丰富实践和宝贵经验，赋予了新的理论视野和新的时代内涵，为建设更加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了科学指南，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重大创新发展，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独特的理论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法律是人类最大的发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别的发明使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然，而法律则使人类学会了如何驾驭自己。董必武曾言：“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说到文明，法制要算一项，虽不是唯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法治是以民主为前提和基础，以宪法法律至上为原则，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国家治理方式、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因此，法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法治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共识，是人类的理性选择和普遍追求，同时也是我们现时代的主旋律。
人类社会有数千年文明史，但人治传统根子很深，在人类史上长期占据着上风。人治是一种极其传统的国家与社会治理方式，其主要依赖个人或少数人的智慧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体现出鲜明的个人或少数人意志以及权力的任意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和人治问题是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早期主张的“贤人政治”与儒家所主张的“为政在人”均强调人治。严格来说，法家所倡导的“法治”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其本质是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实际上仍然是人治，即权力大于法律，尤其是君主拥有高于法律的权力。关于法治和人治问题，柏拉图曾主张，理想的国家只需要“哲学王”，而无需法律，即由哲学家成为国王来管理国家，反对用法律来约束哲学家国王，他认为“用法律条文来束缚哲学家——国王的手脚是愚蠢的，就好像是强迫一个有经验的医生从医学教科书的处方中去抄袭药方一样”。但在现实多次碰壁后，柏拉图在其晚年幡然醒悟，明确提出了将法治作为未来理想国的预选方案之一。他说：“在法律服从于其他某种权威，而它自己一无所有的地方，我看，这个国家的崩溃已为时不远了。但如果法律是政府的主人，并且政府是它的奴仆，那么形势就充满了希望，人们能够享受众神赐给城市的一切好处。”后来，柏拉图的得意门生亚里士多德在面对“一人之治与以法律为治孰优孰劣”问题时，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因为人具有兽欲，即使贤良也难以避免，而让一个人来统治国家，这就相当于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这在执政时往往引起偏见，而法律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祇和理智体现。在此基础上，亚氏进一步揭示了法治的精义:“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古罗马同样非常重视法治，法学家西塞罗曾写道：“既然法律统治长官，长官统治人民，因此确实可以说，长官是能言善辩的法律，而法律是沉默寡言的长官。”“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古希腊、古罗马的法治思想对近现代法律文化和法治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现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人治主义的重要思想武器，是资产阶级法治理论的重要思想渊源。近代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反对人治、厉行法治”的斗争史，无数启蒙先贤通过著书立说、巡回演讲等方式，终其一生来弘扬和支持法治，充满着对法治的渴求和呼唤。例如洛克认为,国家权力“应该以正式公布的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卢梭从“人民主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出发，指出实行法治的国家必须是也只能是民主共和国，在民主共和国，法律是社会公意的体现，具有至上的权威，而统治者仅仅是法律的臣仆，他们的一切权力来源于法律并须依法行使。尽管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法治主张和理论具有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与智慧结晶，至今仍然闪耀着思想光辉。人治是人类社会最初自发的治理模式、治理方式、治理手段，法治是从人治脱胎而来的；如果说人治是人类自发产生的对公共事务的治理方式，那么法治就是人类文明理性进步的产物和标志。
在深入考察世界近现代史和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这些国家中，既有通过法律明确君主立宪制度的现代国家，如以英国等代表的欧洲国家，以日本为代表的亚洲国家，以加拿大为代表的美洲国家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大洋洲国家；也有通过法律明确的民主共和国家，如美国、法国、德国等，尤其是在法、德等国家，人治历史悠久、色彩浓重，法治与人治斗争激烈。这些国家都是在面对法治和人治这一基本问题时，选择法治、不断推进法治化，从而顺利实现现代化的。“相反，一些国家虽然也一度实现快速发展，但并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的门槛，而是陷入这样或那样的‘陷阱’，出现经济社会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局面。后一种情况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例如阿根廷，20世纪初人均GDP已在全球名列前茅，20世纪30年代是世界上最发达的7个国家之一。但从20世纪70年代军政府上台后，抛弃法治推行人治，造成经济长期衰退，国民生活贫困，现代化受阻。除南美外，西亚、北非都存在这种情况的国家。因此，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
一个选择法治的国家，走什么样的法治道路、建设什么样的法治体系，是由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有我们的历史文化，有我们的体制机制，有我们的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优势，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数典忘祖。”全面依法治国必须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中华法系就是指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孕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法律文化精神和法律治理实践，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以礼法结合为根本特征、其影响及于域外诸国的法律文化系统。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形成于秦朝、成熟于隋唐，延续至清末，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要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择善而用。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同时借鉴国外优秀法治文明成果，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加快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夯实法治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一个法治国家。一个国家要走向现代化，必须走向法治化。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全面对外开放深入推进，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全面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在实现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社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是着眼于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长远考虑。在新征程上必须更加重视法治、厉行法治，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全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总之，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分析了法治与文明、法治与人治、法治化与现代化的内在关系，深刻阐明了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重要手段，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系统阐述了政治和法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中华法治文明和域外法治文明等重大关系问题，深刻阐明了全面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顺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旗帜，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根本遵循。（作者系江苏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原党委书记、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高校区域法治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