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规定，具有立功情节的，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重大立功的，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然而，一小撮不法分子在实施犯罪后，为了从轻处罚，通过利益输送、层层请托，诱使侦查人员制造虚假立功，严重损害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应当予以打击。
根据规定，一般立功表现有：一是揭发他人犯罪行为，经查证属实的；二是提供侦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线索，经查证属实的；三是阻止他人犯罪活动的；四是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包括同案犯）的；五是具有其他有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突出表现的。重大立功，是上述5种情形中，被查实的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全国范围内有较大影响等情形。实践中常见的有揭发他人犯罪型、提供重要线索型、协助抓捕型立功。从查办的虚假立功案件看，基本是一般立功。
虚假立功包括隐性的提供犯罪线索、显性的出具立功证明两个环节。无论哪一种立功，都需要涉罪人员向司法机关提供线索。因为侦查工作的秘密性，除了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外，社会人员难以知晓犯罪线索，特别是异地犯罪。极个别侦查人员接受请托后，借助职权便利获得上述线索，隐蔽提交请托人；待“立功”情节落实后，再“水到渠成”出具证明，完成虚假立功。
侦查人员帮助炮制虚假立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多人参与。即便最简单的构成立功情节的情况说明，也应当有两名以上侦查人员签字。加上共同的意思联络和实施过程，涉及人员会有所增加。二是请托人（前案犯罪嫌疑人）往往具有一定资源。虚假立功中，请托人必须要有所“投资”，往往是“有权人”“有钱人”才具备相应条件。三是引发黑色利益“产业链”。因有利可图，极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专门炮制虚假立功的司法掮客，活跃于侦查人员与请托人之间，他们滋生司法腐败，当然需要列入打击范围。
侦查人员炮制虚假立功具有严重危害性。一是与自身职责使命相悖。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对于刑事案件，依照法律进行的收集证据、查明案情的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侦查人员依法履行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职责，不得弄虚作假，隐瞒案情，包庇、纵容违法犯罪活动。炮制虚假立功，是伪造证据的一种表现，严重背离使命职责。二是导致案件源头“污染”。侦查阶段的“虚假立功”案件在随后的审查起诉、审判、执行阶段不断延续，刑事案件的公正根基被破坏，衍生新的司法不公。可谓污染了“水源”。三是严重浪费司法资源。虚假立功东窗事发，往往具有一定滞后性。但此时立功情节已被认定，造假者得到了从轻处罚，即使再行监督纠正，也浪费了大量司法资源。
制造虚假立功应当认定为徇私枉法罪。虚假立功是侦查人员基于其特殊职权、身份，通过权钱等交易，介入具体案件的侦查，参与该罪量刑证据收集并协助完成犯罪追诉活动的行为。无论是本案侦查人员，还是异地、案外侦查人员出具虚假立功证明材料，本质上都是侦查人员利用本人侦办案件的职权，实施了虚假“调查核实”和出具“虚假证明”等，均深入参与到具体的案件，帮助请托人从轻处罚，均应认定为徇私枉法罪。
认定徇私枉法罪需严格按照犯罪构成要件。一是职权职责，围绕侦查人员追诉犯罪的刑事诉讼活动，紧紧针对犯罪主体及其具体的侦查、起诉、审判职责。一般的查禁违法、治安处罚等，不是刑事司法活动。二是徇私，是一种犯罪动机，包括徇私利、私情等，贿送财物属于典型的徇私利行为。三是枉法，是客观表现，通过运作及伪造证据，达到使请托人重罪轻判、有罪不究等。四是前案认定。渎职犯罪属于“案中案”，本案的徇私枉法，需要有前案基础或者结果，枉法危害已经出现。徇私枉法罪虽是行为犯，但危害结果的出现对于犯罪认定更具成案基础和查办价值。另外，侦查人员出具虚假立功材料造成相应后果，也涉嫌滥用职权罪，但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应认定为徇私枉法罪。
请托人、司法掮客也涉嫌徇私枉法罪（共犯）。首先，请托人是虚假立功的始作俑者，其发起、实施、完成虚假立功，并从中受益，其客观行为、主观明知、责任能力同时具备。其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其次，请托行为侵犯了新法益，徇私枉法罪是新生犯罪，与前罪没有吸收或牵连关系，它不是盗窃后销赃之类的事后不可罚行为，应当与前罪数罪并罚。最后，请托人、司法掮客通过贿买、指使等，通过侦查人员伪造立功线索或者材料，属于“指使他人作伪证”，也涉嫌妨害作证罪，但该罪与徇私枉法罪系“轻罪与重罪”关系，应从一重处。
检察机关应当在发现、纠正虚假立功中发挥主导作用。检察机关的职权贯穿刑事诉讼全过程，具有相应能力和便利条件。针对公诉前的立功，检察机关应当坚持客观公正立场，摒弃“重定罪、轻量刑”的错误模式，把定罪、量刑证据的审查标准统一起来，结合常情常理认定。对于法院审理阶段出现的立功证据材料，公诉人需要对新证据重点质证，从线索提供人、被抓捕人的讯问笔录及到案经过等综合判断，排除合理怀疑，必要时可建议休庭进一步复核，审查立功证据体系后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