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躺在床上，一个坐在床边。
躺在床上的，是姐姐，103岁。坐在床边的是妹妹，98岁。
坐在床边的是我的母亲。自然，躺在床上的便是我姨。
我是不同意她们这次见面的。但外甥胆儿大，不怕事，趁我哥在北京，趁我不在家，拉上98岁的妹妹，就去找她姐了。翻越崎岖山地，一路向东。
我唯一一次去到姨家，还是大一时的暑假，堂嫂要回娘家，堂嫂的娘家跟我姨同村，我便跟了她，翻山越岭。我们村属丘岭，再往东便是山区，根本没有路，走的全是沟沿和地坎。其间，跨过一道道水，走过一片片园，掠过一片片庄稼。堂嫂比我大不了几岁，正当年华，也许正是穷山村出身，成就了她的清爽和纯粹，顶得起肤白貌美这种形容。她额头上渗着汗，脸红扑扑的，我说：“你娘家到底在哪里呀”！堂嫂说：“你跟着我走就是。”因堂嫂要在娘家住几天，而我当天还要返回，所以我一路努力记着去时的路。尽管如此，至返回时，我也只能奔着一个大方向，翻山越岭，穿过阡陌纵横。
仅去过一次并非与姨家的感情淡，而是后来的姨已经跟着表哥进城了。姨生了五女一儿，对大表姐、二表姐、三表姐我都没有太多印象，跟四表姐、五表姐相对相熟一些。尤其四表姐随了姨的性情，而且身材匀称，长得也美。我毕业后，有段时间，母亲跟着我，与表哥在同一座城市，隔一段时间，我便用自行车载着母亲去表哥家，去见姨。每每，两姐妹都聊得热烈。后来，有车了，更加方便，她们姐妹见面的次数也有所增多。母亲和姨，虽是一母同胞，但除了身型相似，其它多有不同。姨，白净脸，口齿伶俐，嗓音清脆，喜欢谈大道理，天南海北地讲，打着手势，自带气场。母亲则不然，声气小，喜欢讲小道理，更关注家长里短，粗茶淡饭，人情世故。在姨的面前，母亲多是听客，附和者，保持一种沉稳和静默的力量。但私下里却跟我吐槽，说，她把过去都忘了，只知道大吹大拉，学了你姨夫的一些毛病。据母亲讲，大表姐、四表姐多次从我家背过玉米、地瓜干。有一年，就要过年了，我姨夫来了。半瓶子酒喝尽了，还在一个劲地海阔天空，大吹大拉。母亲忍不住问了句，是不是过年的事？姨夫顿了顿，说，也算是吧。我家刚卖了只羊，26元钱，准备一家人的年用，父亲便从中拿出20，给了姨夫，酒场也终于有了个了结。类似的事似乎还有好多。我理解，母亲可能更想从姨那里听她说说当年的事，那些共同走过的穷苦日子。但姨总是打着手势，嗓音清脆，大吹大拉，却总是不着边际，与母亲的期待相去甚远。于我来说，母亲所说的那些事，或许都是真的。但即便真的，时过境迁，拉则无意。再说，一个丘岭村与一个山地村的差别，也不过五十步与百步，那个年代，谁比谁也强不了多少。
姨是百岁那年回到乡下去的，母亲则是在84岁那年，便执意早早地回了乡下。按她的说法，来日无多，回去占个屋地盘。可14年过后，仍然能赶集上店。
姨托人带来口信，希望姐妹俩见一面，这便有了外甥的安排。事后，我想了解一下她们姐妹俩这次见面的一些细节。据一同陪护前往的大姐讲，去后，她一直是和四表姐在一起聊，外甥一直是和表哥在一起聊，然后是姐妹在一起聊。聊什么不知道，反正姐妹俩仍然聊得很热烈，时间长达两个多小时。
问题不在于聊得是否热烈和时间长短，关键是如今的姐妹俩都是深聋，听力障碍严重，谁也不会听见谁说的是什么。但她们却能够你一段我一段，说上两个多小时。这让我想起一次与《潜伏》的作者龙一兄参加中国作协采风时他讲的一则故事。也是一次活动，他与湖南作家谭谈一起。谭谈的方言口音很重，外省人几乎无人听懂，报到后两人出去转了一圈，相言甚欢。有人问龙一，他的话你听懂了？龙一说：“一句也没听懂。”问者不解：但看见你们有说有笑？龙一说：“我们谈得很好，很愉快。”那么这姐妹俩基本也属这种情况，各说各的，交谈愉快。进一步说，姐妹俩在这个年纪，谁说什么都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见了，说了，就可以了。
我问外甥，你听见你姥姥说什么了没？
外甥说，我只听我姥姥最后说，过去你都记不得了，我可不再来看你了。
母亲生于1927年10月，那时，北伐军刚从我们那一带离开，中共党组织也刚在县城及县城周边一带活跃。一说这都是很遥远的事了，我只能从历史课本和县城档案中，追溯那个时代点点滴滴的风云过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