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贺 范健

校园霸凌是学校不安定的重要因素，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有着重要影响，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学校治理的难题。近年来，法院受理的校园霸凌相关案件中，既有受害者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诉讼，也有情节严重者面临刑事责任追究的案件。从司法实践来看，单纯依靠事后追究霸凌者责任难以彻底遏制校园霸凌，需通过宣传教育、法律指引、机制联动等方式，构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治理体系，为未成年人营造安全的校园环境。

明确法律责任界限，筑牢预防的制度根基。清晰的法律责任界定是预防校园霸凌的前提，法院需通过司法实践细化责任主体的义务范围，让预防有法可依。一方面，要明确学校的安全保障义务界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规定，学校对校园内学生的人身安全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司法实践中，对于因学校未及时发现霸凌行为、未采取有效干预措施导致损害扩大的案件，法院需依法认定学校的过错责任，促使学校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将预防义务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区分霸凌参与者的法律责任。对于未满14周岁的霸凌者，虽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法院可通过发出“家庭教育指导令”，要求其父母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纠正不当教养方式；对于已满14周岁、情节严重的霸凌者，需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通过差异化的责任追究，既体现法律的惩戒性，也强化对未成年人的行为引导，从源头减少霸凌行为发生。

推动司法职能前置，构建多元预防机制。法院不应局限于案件审理，更需主动延伸司法职能，参与校园霸凌的前端预防。其一，开展“法律进校园”常态化活动。法院可组织法官定期走进中小学，通过模拟法庭、典型案例讲解等形式，用未成年人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解校园霸凌的法律后果。其二，建立校园霸凌风险预警机制。法院可与教育部门共享案件数据，通过分析近年来校园霸凌案件的高发学段、常见类型、重点区域等信息，形成《校园霸凌风险防控报告》，为学校制定预防方案提供参考。此外，法院还可对曾涉及霸凌案件的学校进行“回头看”，检查预防措施落实情况，形成“审理—反馈—整改—监督”的闭环。

强化多方协作，凝聚预防合力。校园霸凌的预防需突破司法单打独斗的局限，构建“法院+学校+家庭+社会”的协同治理模式。由法官兼任学校法治副校长，协助学校制定《校园霸凌应对预案》，并对教师进行法律培训，提升教师对霸凌行为的认识能力和处理水平。在司法与家庭协作方面，法院可联合妇联、社区等机构，对霸凌者家庭和受害者家庭开展分类指导。对于霸凌者家庭，通过家庭教育令要求父母定期参与“亲子沟通”课程，改善家庭教养方式；对于受害者家庭，提供心理疏导和法律帮助，避免受害者因怕报复而不敢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