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的苏北，春风里还带着刺骨的寒意。抗战烽火已在中华大地燃烧多年，14岁的陈金甫赤着双脚站在管镇的土路上，破旧的衣衫在风中猎猎作响。他的目光紧紧追随着那支行进中的队伍——战士们脚上的草鞋已经磨破，军装打满补丁，但每个人的眼睛里都燃着一团火。
“小兄弟，看啥呢？”一个背着药箱的战士停下脚步。
“你们，打鬼子吗？”少年怯生生地问，眼睛却亮得惊人。
战士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打！专打小鬼子！”
就是这个笑容，让陈金甫毫不犹豫地跟上队伍，就此投身革命，开启长达二十余载的军旅生涯。
初到部队，这个“一天学堂门都没进过”的文盲少年被分到卫生队当勤务员。第一次见到重伤员时，他吓得脸色发白。伤员腹部中弹，肠子都露在外面，却咬着布团一声不吭。
“愣着干啥？拿绷带来！”卫生队长吼着，手上的动作却轻柔得像在呵护婴儿。
那夜，少年蹲在河边清洗染血的绷带，河水被染成红色。他忽然明白，这场战争不只是冲锋陷阵，更是与死神的拉锯战。
转变发生在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炮火连天中，刚参军不久还没有枪高的陈金甫和战友们抬着担架在阵地上穿梭。突然，一发炮弹在不远处炸响，气浪把他掀翻在地。
“医务兵！这边！”呼喊声让他惊醒，只见一个战士腹部被弹片击中，鲜血汩汩涌出。
“同……同志……”伤员艰难地开口，“帮我写封信……给我娘……”
陈金甫的手在抖——他不识字啊！那一刻，文盲的羞耻感比炮火更灼人。
战役结束后，陈金甫疯了似的学文化。没有纸笔，就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没有灯光，就借着月光读书。不久，他成功通过选拔，进入淮河大队七支队卫生队学习，成为一名基层卫生员，迈出走上军医之路的第一步。
真正让他成长为军医的，是1947年的莱芜战役。冰天雪地中，他冒着炮火抢救伤员。突然一声巨响，他胸口仿佛被重锤击中，不省人事。醒来时，他正被战友从尸体堆里扒出来。
“你小子命真大！”卫生队长红着眼睛，“弹片穿透了棉袄和斜挎皮带，离心脏就差半公分！”
陈金甫摸摸左胸的伤疤，忽然笑了：“阎王爷嫌我救的人不够多呢。”
1951年春，已是资深军医的陈金甫站在上海军医大学门前，手心全是汗。教室里都是文化人，他这个“土郎中”能行吗？
第一次解剖课，看着福尔马林浸泡的尸体，好些学员跑出去呕吐，陈金甫却看得入神——这比战地手术简单多了，至少没有炮火干扰。
他独创的“图画学习法”很快引起轰动。把复杂的神经脉络画成河流分支，将骨骼结构绘成房屋架构，连教授都啧啧称奇：“战场来的学生，最懂生命的珍贵。”
解放战争的号角吹响，陈金甫依旧跟随部队南征北战，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诸多重大战役，都有他忙碌的身影。随着部队的不断整编，他的职务也在频繁变动，他却始终坚守职责，从不懈怠。
然而长年劳累击垮了他的身体。1959年被确诊早期肝硬化时，他正主持一个重要手术。做完手术才对自己的病情轻描淡写地说：“没事，肝硬了点，又不是子弹。”
尽管经过两次转院治疗，病情有所好转，但受当时医疗条件所限，未能根治。无奈之下，他只能遵从组织安排，带着家眷回到家乡休养。
回乡后，他家的前厅成了诊所。每日从早到晚，前来找他看病的乡亲络绎不绝。不管是常见的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还是跌打损伤、腹痛胃胀，他都耐心细致地诊断治疗。
有人劝他：“您医术这么好，开个诊所多好，也能改善生活。”
他总是淡然一笑，回答道：“我有国家发的退休金，够生活了。我的本事是国家和部队培养的，没花自己一分钱学费。拿着国家培养的本事去给自己谋利？人不能忘本啊！”
晚年的陈金甫总爱坐在院子里看夕阳。有一次小孙子问：“爷爷，你身上这些伤疤疼吗？”
老人笑了。“身体上的早就不疼了，疼的是这里。”他指着心口说，“想起那些没救活的战士，永远都会疼。”
2006年，离世时，他眼睛亮得出奇，仿佛又看见那个春日，14岁的少年追着一支队伍，脚步坚定，目光如炬。按照他的遗愿，墓碑上只刻一行字：一个永远在值班的军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