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法律文化对现代刑事司法体系的启示

当前，如何通过刑事司法有效化解矛盾、修复社会关系、保障民众生计，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特别是其“明刑弼教”的核心理念与实践智慧，对构建更具人文关怀和社会效能的现代刑事司法体系具有重要启示。

传统智慧：

刑罚为手段，教化民生为目的

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以“民惟邦本”为基石，将民众视为国家的根基，形成了“重民”“恤民”的法律传统，“明刑弼教”成为贯穿传统刑事司法的核心逻辑。“弼”即辅助，意指刑罚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报复，而在于辅助道德教化，维护社会秩序，最终实现民生安定与社会和谐。《尚书》中“明于五刑，以弼五教”的记载，以及汉代董仲舒倡导的“德主刑辅”，都深刻揭示了刑与教的关系：刑是手段，教是目的，司法活动被赋予了超越个案裁判的民生保障功能。

现代挑战：

规则之治下的民生保障困境

现代刑事司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平等保护、程序正义等原则，是巨大的时代进步。然而，在面对轻罪治理、矛盾化解等涉民生保障领域时，纯粹的规则主义也面临挑战。一是轻罪案件数量庞大，若简单一判了之，短期自由刑或罚金易给行为人贴上犯罪标签，影响其就业与家庭，可能背离教育挽救的初衷，司法教化功能易被挤压。二是被害人救助体系仍有不足，覆盖范围、标准统一性、与社会保障衔接等方面有待加强，犯罪行为造成的民生创伤难以全面修复。三是大量刑事案件源于民间纠纷，矛盾根源未除，可能导致申诉上访或衍生新冲突，对司法参与源头治理提出更高要求。

融合路径：

传统智慧的创造性转化

面对挑战，传统“明刑弼教”的精神内核与现代司法改革方向高度契合。其强调的教化功能、和谐价值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恢复性司法”“枫桥经验”以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脉相承。传统智慧的现代转化并非复古，而是以其精神内核赋能现代司法。

首先，理念上需重塑，从“惩罚法”转向“治理法”。在坚守罪刑法定的前提下，树立“民生优位”理念，裁判中充分考量司法活动对社会民生的长远影响，特别是在轻罪领域，追求“案结事了人和”，实现法理、事理、情理的统一。其次，制度上要创新，完善教化与社会支持体系。深化轻罪治理改革，扩大附条件不起诉适用，完善前科封存与消灭制度，探索将社区服务、教育活动融入非监禁刑。健全刑事和解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其成为修复关系、教育感化的过程。同时，加强政法机关与其他相关部门的协同，建立针对特定人群的教育帮扶项目，完善司法救助与社会保障的衔接，构建全方位救助体系。最后，机制上应优化，激活司法过程的教化功能。深化“诉调对接”，利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平台，将刑事调解贯穿诉讼各阶段，传承“息讼”智慧。推广“法官寄语”等创新形式，在现代语境下继承“教谕式”审判。完善回访帮教机制，提升社区矫正效果，促进行为人顺利回归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