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通讯员 高子淯
本报记者 张旭
吴超令个头不高，性格沉稳内敛，说起话来面带微笑、不紧不慢。在同事眼里，他是一个“大忙人”，总是埋头在电脑前，好像有写不完的材料。
晚上7时多，南京市建邺区检察院楼内，吴超令办公室的灯还亮着。他揉了揉干涩的眼眶，站起来伸了一下腰，不到一分钟，又坐回电脑前。指尖在键盘上飞快跳跃，留下富有节奏的敲击声，让夏夜愈发显得宁静。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电话那头传来妻子催促的声音：“晚饭吃过了吗？忙好了吗？什么时候回来啊？”听到妻子的爱心三连问，吴超令说：“可能还要一会儿，这个材料比较急，你们不用等我，我忙完就回去。”像这样的场景，对于从检14年的吴超令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厚积而薄发
2011年进入检察院后，吴超令先后经历了公诉席上的“唇枪舌剑”、反渎部门的“抽丝剥茧”、侦监环节的“捕与不捕”，不同岗位的业务淬炼，沉淀为以文辅政的厚积薄发。
“与法律文书不同，信息简报、工作报告等综合文稿，要求撰写者既要有法律人的专业思维，又要有去粗取精、归纳提炼的能力。”
转型的阵痛记忆犹新。当时的他，对检察职能的理解仅限于“刑事检察”一隅。当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的材料摞在眼前，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前办案可以只专注刑事领域，现在写材料必须是‘全科医生’。”
怎么办？他选择走出舒适圈，主动挑战自我。搞不懂业务数据之间的逻辑，就虚心向领导和同事求教，就研读一本本专业书籍，就在卷宗中捕捉素材。
自己弄懂只是第一步，更关键是转变表达方式。记得领导将一份满是专业术语的材料打了回来，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法律文书是给同行看的，工作报告是给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社会公众看的，受众不同，要求不同，看得懂、记得住才是好报告。”那一刻，一语点醒梦中人。
他给自己立下规矩：努力将法言法语，转化为通俗易懂的群众语言。于是，他反复锤炼“翻译”文字，做到法律专业底色不褪，文风朴实清新，赋予检察工作可知可感的温度。
功夫在诗外
这份“翻译”功夫，不久之后迎来大考。有一次，吴超令临时接到通知，要准备一份给人大代表的专题汇报材料，时间很紧。紧接着，各部门的总结千头万绪、纷至沓来，文字要整合，数据要核对，特色亮点更要“沙里淘金”。
准备过程中，他发现某部门提供的关键数据存疑。电话沟通中，他强调：“业务数据是检察工作成效和办案质量的直接体现，马虎不得！”在他的坚持下，该部门校准口径、重新核对后统计出准确数字。最终，一份逻辑清晰、数据翔实、亮点突出的专题报告放到院领导的案头。
“临时性任务更能检验功底。”在吴超令看来，撰写综合文稿，功夫在诗外，平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充分熟悉各部门的业务情况，关键时刻才能心里不慌。
青蓝传薪火
作为“青蓝作者库”的牵头人，吴超令一直把“传帮带”贯穿在日常工作中，对年轻同事总是有求必应、倾囊相授。小王至今记得自己第一次交流稿件时的场景：“作为新手小白，我把磨了几天的初稿拿给吴主任，他不厌其烦地指导我逐字逐句修改，一篇专业晦涩、干瘪冗长的初稿变得深入浅出、言简意赅。”他鼓励青年干警在办案中善于挖掘案件背后的热点、难点问题，逐步养成勤思考、多动笔的调研思维。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在吴超令的影响带动下，建邺检察青年干警钻研业务、勤于调研的良好氛围进一步形成。两年多来，他指导青年干警撰写信息简报百余篇，被最高检采用2篇、省检察院采用12篇；在《人民检察》《中国检察官》等刊物发表调研文章30余篇，3人参与编写《全国行刑反向衔接业务指导用书》等著作，1人入选全省检察理论研究人才库。
在帮助他人成长的同时，吴超令自己也收获满满。近年来，先后2次获评全省检察信息工作先进个人，在全市检察机关公文比赛中荣获团体一等奖和个人标兵，并被授予建邺区区级机关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
夜色已深，办公室墙上的指针即将指向10时。吴超令关掉电脑，站起来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将材料再次校对后装订整齐。那些散落在检察官手上的经验做法、深藏于业务部门的特色亮点、体现着检察贡献度的典型案例，此刻都被他编织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