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核实权是民事检察履行法律监督职能的关键手段，其规范运行直接关系到民事监督质效与司法公正。当前，需从以下三方面发力，推动民事检察调查核实工作提质增效。
细化调查核实范围。调查核实范围需结合案件类型动态调整，确保精准有效监督。在民事裁判结果监督中，聚焦对裁判合法性起决定性作用的证据，通过审查原审卷宗、询问当事人等方式核查证据真实性；对于虚假诉讼监督，需突破个案局限，运用侦查思维调取银行流水、委托技术鉴定，深挖关联违法犯罪线索，最大限度地还原事实；对民事调解书监督案件中，围绕是否违反自愿原则，对当事人、案外人开展针对性调查。针对执行活动监督，重点查明消极执行、拖延执行等程序性违法情形，同时强化被执行人财产调查，若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而执行机关未履职，应及时履职。民事支持起诉案件则坚持“有限介入”原则，以补强困难群体诉讼能力为目标，引导当事人收集、固定证据。
完善调查核实权保障措施。完善法律制度供给，细化授权边界，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的具体范围，采用“列举+概括”结合的方式界定调查内容，既涵盖证据真实性核查、财产状况调查等常见情形，也为特殊案件监督预留空间，为检察机关履职提供清晰法律依据，回应实践中的程序正当性质疑。需建立配套约束机制，对无正当理由拒不配合调查的单位与个人，赋予检察机关必要强制措施，如责令提交相关材料、出具说明等，破除调查阻力，确保案件事实核查顺利推进。借力数字检察赋能，构建大数据监督模型，通过跨部门数据共享、多维度数据碰撞分析，推动调查核实从传统“碎片化”人工排查向“智能化”精准定位转变，显著提升监督效率与精准度。
优化调查核实权运行机制。内部协作与外部联动并重，构建高效运行体系。内部需强化“四大检察”协同，完善线索双向移送机制，实质化运行“上下一体”办案机制，下级院遇调查难题时及时请示汇报，上级院加强指导，将调查核实纳入业务培训重点，通过案例教学、研讨式教学提升检察人员调查能力；优化办案组配置，推行“检察官+司法警察”模式，发挥司法警察调查优势与检察官法律专业能力，形成监督合力。外部则需分类建立协作机制，针对生效裁判监督，与公安、人社、银行等部门搭建绿色通道；针对执行与审判监督，通过联席会议、会签文件等方式与审判机关建立信息共享、案件办理反馈机制，共同维护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