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增瑞
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法院与基层治理单位的有效衔接是实现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前端化解的关键一环。理论上，通过司法力量与基层治理网络的协同联动，能够将大量潜在诉讼化解于萌芽状态，从而提升社会整体治理效能。然而，这一制度构想在实践落地时却面临诸多困境。究其原因，既有理论构想与社会现实的偏差，也有制度实施具体环境因素的梗阻。
首先，对“乡土中国”情怀的延续与现实社会结构的脱节，削弱了传统调解机制的社会基础。尽管我国社会仍保留着“差序格局”和熟人社会的某些特征，但人口流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使社会加速向陌生人社会变迁，人际交往的温情脉脉日益被经济理性所取代，道德软约束让位于法律硬规制。在此背景下，寄希望于通过“无讼村居”实现普遍调解的理想难以实现，而公众权利意识的增强，也使得“以和为贵”的传统观念难以完全主导纠纷解决，调解机制的适用空间受到挤压。
其次，长期以来“有纠纷找法院”的法治宣传导向，在强化司法权威的同时，也无形中弱化了其他解纷渠道的功能。村（居）民委员会、人民调解组织等传统纠纷化解“第一道防线”的功能日渐式微，司法被塑造成纠纷解决的“终极出口”，导致大量本可通过协商、调解化解的矛盾直接涌入法院，形成“诉讼万能”的路径依赖。要扭转这一历史惯性，必须重新厘清“法治社会”的内涵——真正的法治不仅意味着司法权威，更应体现多元共治、分层过滤的纠纷解决体系。
再次，法院与基层组织之间存在显著的“沟通成本”与协作壁垒。二者分属不同系统，缺乏隶属关系与利益联结，信息共享不畅、资源整合困难、程序对接不顺等问题突出。尽管各地探索了“三官一律”进社区、调解平台“三进”、诉调对接等机制，但在基层看来，这些协作往往意味着额外的工作负担，而短期内难以看到减负成效。在缺乏有效激励与责任共担机制的情况下，基层组织参与积极性不高，导致衔接机制流于形式。即便有“万人起诉率”等考核指标推动，也难以转化为实质性的治理合力。
此外，配套保障措施的缺位进一步制约了衔接机制的可持续运行。部分基层组织缺乏必要的经费、人员和数字化能力，难以与智慧法院系统实现高效对接。同时，衔接成效缺乏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机制，既难量化成果，也难推动持续改进。
面对上述困境，亟需以“能动司法”理念为引领，推动法院从被动裁判者向主动治理参与者转变。党的二十大强调坚持系统观念，要求将社会治理视为有机整体，通过优化关键节点的互动关系，提升整体效能。法院作为纠纷治理体系中的核心枢纽，应主动发挥能动履职的引领作用。
其一，能动履职是衔接机制构建的基石。由于纠纷导流可能短期内增加基层负担，法院作为制度的主要受益方，须主动牵头搭建沟通桥梁，推动制度落地。实践表明，凡衔接成效显著的地区，无不是法院积极联络、反复协调的结果。唯有法院主动作为，才能打破“条块分割”的壁垒，形成协同共治的合力。
其二，能动履职是机制实效发挥的关键。法院应利用专业优势，为基层组织赋能。通过法官与调解员结对指导、设立调解实训基地等方式，提升基层解纷能力。同时，借助信息化手段搭建线上协作平台，实现案件推送、法律咨询、流程跟踪的无缝对接，真正实现“前端化解、后端支撑”的良性循环。
其三，能动履职是机制持续优化的驱动力。法院应根据社会变化动态调整协作模式。同时，通过司法建议等方式，主动向相关职能部门反馈社会治理中的普遍性问题，推动制度完善和源头治理，将个案化解经验转化为系统性治理成果。
总之，构建法院与基层组织高效衔接机制，不能仅靠制度设计的“顶层设计”，更需法院以能动履职为核心，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打通诉源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从“单打独斗”到“多元共治”的深刻转变，为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社会提供坚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