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企业去年就已经破产了，怎么我这个老板现在还是被限制消费，我现在出差坐高铁、住酒店都有影响，想去外地谈生意太难了。”两年前，面对检察官，企业家赵某谈到了自己当时出差的苦楚。
无独有偶，企业家汪某也来到苏州市相城区企检服务中心，激动地反映了类似的问题：“我最近忙活了几个月，眼看要谈成一个大单，对方忽然说，发现我是‘老赖’，不跟我谈了！之前开的厂子都没了，我在努力重振旗鼓，一次失败就要一辈子戴上‘老赖’的帽子吗？”
赵某和汪某，都是被纳入失信名单，被限高的公司老板。“失信”是“失去社会信用”；“限高”是“限制高消费”。法律规定，公司破产后，经营者“失信人”的帽子应当摘掉，这有利于他们重拾信用，重新出发。但是，为什么还有多名企业家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请求解除失信、限高呢？办理了多起类似的案件后，检察官发现，原来执行案件和破产案件之间有着一道数据壁垒，还有很多企业家因为这个缘故，背着“老赖”的标签。“老赖”身份，给他们的工作生活、企业发展乃至子女读书带来无穷无尽负面影响。
近几年，为了解除破产企业家失信限高问题，相城区检察院联合法院共同修复破产企业家信用，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帮助全市近60名企业家撕下失信被执行人负面标签。
“检察官，太感谢你们了，这么快就帮我摘掉了这个帽子。现在我名下两家企业都慢慢走上了正轨。”“是你们还了我清白啊，我又恢复自由出行了！”撕下“标签”后，赵某和汪某纷纷打来电话，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这也让检察官陷入了思索，仅靠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只能解决个别问题。如果打通数据壁垒，是不是就能从源头预防此类问题呢？为此，一个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设想应运而生。
相城检察依托该院数字经济专业化办案团队和市检察院数字检察创新应用实验室，立体深挖企业破产后执行案件未依法终结执行、经营者失信限高措施未解除等九类线索，构建“破产领域九大情形类案监督模型”。
模型建成后迅速推开使用。该院依托模型累计向全国输出信用惩戒线索4万余条，覆盖省、市、区三级院达600余家，不仅助力打响“苏州最舒心”营商服务品牌，还成功推动全省部署开展了涉企行政执行信用惩戒专项活动，发出208份检察建议。
模型的应用是该院“数字经济·检察赋能”品牌的缩影。相城检察围绕智能车联网等新兴产业需求，参与立法筹备，为企业开展法治讲座和贴心服务；办理涉虚拟货币等案件，上缴国库价值30多亿元人民币的虚拟货币；针对售楼处滥用人脸识别系统等情况，开展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为数字经济“新蓝海”持续赋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