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企业合规建设之我见_江苏法治报_2024年09月20日A07

卞传山

以“合规责任论”重构单位犯罪归责机制，理论上尚未充分证立，实践中难以全面适应我国单位犯罪判定的司法需求，且与单位民事责任判定标准不协调，有损法律责任统一性原则。在单位与个人同进退的背景下，合规整改对出罪及轻罚的影响力有限，对合规整改、监督措施的有效性以及主导机关的能力应谨慎评估。

实体法层面，现行刑法的双罚制对单位从业人员业务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是：作为单位犯罪被双罚或者作为个人犯罪被单罚，不可能出现构成单位犯罪，但只处罚其中的个人，单位被从宽处理或免予处罚的现象，这使得单位失去了合规建设的动力；现行刑法没有重大单位犯罪的“合规出罪”的规定，修法时可以考虑在刑法总则中规定刑事合规义务，既需要将合规义务作为企业的基本责任，也要作为对企业高管作出刑罚处罚的情节；把合规作为宽缓情节在量刑制度上予以体现，现行刑法有关单位犯罪的规定有必要引入合规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即单位实行有效合规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增设单位合规缓刑，将缓刑的适用对象扩大至单位；在刑法分则修改单位犯罪，确定合规宽缓事由，甚至出罪事由之后，取得了法定化地位，合规才能够体面地进一步深入推进。

程序法层面，刑事诉讼法需确立涉案企业合规监督考察制度的合法性、不起诉制度中将有效合规计划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合规监督考察程序”与“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关系，需要在刑事诉讼立法中加以解决；合规不起诉的适用对象有待拓展，自然人犯罪是否适用问题，一些由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或关键技术人员实施的犯罪案件，能否被纳入合规考察的范围，能否将合规整改合格作为对责任人员从宽处理的依据等等，都急需明确；研究附条件不起诉适用的对象、条件，将附条件不起诉适用范围扩展到单位。在企业合规纳入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应当采纳集中式立法模式，以增设单位犯罪特别诉讼程序的方式进行立法。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支持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加强企业合规建设和廉洁风险防控。”“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因此，在涉案企业合规建设上，需要划分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边界，做好两者衔接，通过完善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双向衔接制度更好地加强企业合规建设，而不是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