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欣敏
好的故事是有力量的。
正在热映中的电影《第二十条》是张艺谋导演继《狙击手》和《满江红》之后第三次挑战春节档的影片。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2月19日，上映11天《第二十条》票房已突破15亿。在影片中我们看见了这位劳模导演近年来最勇敢且悲悯的一次表达，也看见了法治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突破的某些可能性。
电影话题性关照现实
《第二十条》由发生在检察官韩明身上的三个故事串联而成：
王永强为女儿筹医费，向村霸刘文经借了高利贷，自此一家沉沦霸凌的苦海。王永强妻子郝秀萍多次遭遇刘文经凌辱，几欲寻死。王永强手持剪刀，致刘文经命悬一线，自己也步入囹圄，待判于法。
韩明的儿子韩雨辰在学校见到被霸凌的同学，出手相助，打折了霸凌者的鼻梁，面临行政拘留却拒绝道歉。
公交车司机张贵生看见流氓骚扰女孩，上前制止，被对方猛揍，只好操家伙还手，却一不小心将人打成颅骨骨折，被判故意伤害，出狱后，张贵生不断上访……
“到底是谁做错了？”“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曾经的那些都是对的吗？”一次次扪心叩问，唤醒刑法沉睡的第二十条，它关乎正当防卫的判定，也关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如何去做一个好人。面对不公，我们能否出手反抗；面对不平，我们能否伸手相助？
作为国内首部聚焦“正当防卫”议题的影片，其故事原型源于检察机关办理的昆山反杀案、福建赵宇案、涞源反杀案、杭州盛春平案等社会影响较大的正当防卫案件。当电影叙事和故事原型之间产生强烈的关联和对照，观众对于故事时空的参与感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延展思考。当话题照进电影，让观众跟随故事情节，感受不同的人物情感与命运，进而回归现实，生发出思考，唤起社会对某类群体、事件的关注，甚而推动社会实践，电影与现实的这种相互关照，是电影的魅力之一。
无疑，《第二十条》正是在其触动观众敏感的社会神经的同时，以其牢固的创作根基和艺术感染力，成为口碑和票房双丰收的佳作。
喜剧与现实主义的交融
小品似的吵吵闹闹，“王铁军”的啼笑皆非，李茂娟的横冲直闯，韩明的唯唯诺诺……《第二十条》在立意深刻的主题和跌宕起伏的故事中巧妙地融入了喜剧元素，让观众笑中带泪。
有人说，喜剧元素削弱了现实主义的深刻，也有人说张艺谋的笑点既老套又尴尬。我想，深谙艺术表现手法的“老谋子”不会不知道喜剧在与现实主义交融时的利弊。在《第二十条》中，喜感不是单纯地为了营造喜剧氛围，而是一种艺术铺垫。
没有这些家长里短的笑料，没有生活化的鸡毛蒜皮，没有那些啼笑皆非的误会、猜疑和委屈，就无法让观众相信电影中呈现的就是生活本身。电影人所做的，就是让电影一低再低，低到让观众信服前面90%，信服之后，最后慷慨陈词才立得住，观众才能不觉得被说教。
不“完美”的人物形象
挂职检察官韩明圆滑，甚至透露着些许油腻，一边聊着案情一边紧盯着领导要不要开车门；主办检察官吕玲玲，太过执拗和固执，对待案情认真却不懂变通，频频对抗领导和合作办案的警察；田副检察长，天天说着正确的废话；还有“道貌岸然”的教导主任，“很有怨言”的办案警察……《第二十条》没有“伟光正”式的人物形象，都有着些许残缺和不完美。
我们在做法治题材影视作品时常常有一个误区或者说困惑，就是在描写“公检法司”的人物形象时，总是带着自己给自己加的一根绳索，似乎如果人物形象不够光辉，不够正义凛然，就不够有力度。雷佳音在采访时也坦言：自己演的检察官就像是在“刀尖上跳舞”，时时刻刻想着这个形象是不是“过了”，是不是“不够”。但恰恰相反，残缺才是人物鲜活的基础，没有人可以完美。
当然，这些人物形象必须建立在充分的采访和前期创作体验的基础之上，没有大量细致的观察，就不会有如此真实的具有性格的让观众相信和喜爱的人。
《第二十条》不是没有缺点，比如怀疑初恋的梗过多且老套，比如关键证物刀获取得过于迅速等等，但《第二十条》让我们看到现实法治题材影视创作突破的可能性，在话题性的题材选择、表现风格的创新以及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都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