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写王维_江苏法治报_2023年10月30日A04

应允写作王维，很大程度上，是我爱着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灵魂。当我刚刚接触唐诗之时，王维于我而言，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如暗淡的阴翳月影，如老树的昏沉摇曳。可是随着年龄的渐长，同样的阴翳慢慢地渗透于我的身体，让我积淤和诞生出一种情绪，也让我莫名地喜欢和亲近王维了。不仅是诗，还是这个人的全部，包括相应的三观和行为方式。至于“知天命”，其实就是对生命真谛的领略吧，人在生命经验的基础上，对世界的真相有着越来越切合实际、越来越属于自己的独特认知，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于是开始写王维。直到进入写作状态，我这才发现，这个在文学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竟然有很多关键点无法形成共识和结论，真是很奇怪的一件事。让人同样困惑的还有诸多诗的写作日期，对一个作家来说，研究他的作品具体写于哪些年，是在什么样状态和背景下写作的，无论是对研究作者，还是对诗歌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比如王维的那首《辋川别业》：“不到东山向一年，归来才及种春田……”诸多诗集都以为这一首诗写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是王维被宥罪后重回辋川时所写。可是这首诗的风格，完全对应不了当时的心境……诸如这一类问题，还有很多。

如此态度和方式，不仅体现在王维的身上，还体现在李白、杜甫等人身上：有关李白的身世，出生的地点，也是众说纷纭……由此可见，即使唐朝的诗歌，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朱雀洪门的敲门声，是宣纸上的墨痕淡影，是寒暄客套的灯红酒绿，或者是故作姿态的长吁短叹……如此状况逼迫我只能潜心重新研究，在诸多材料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判断。

传记写作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写作者有可能长久地沉浸于写作对象，无法对研究对象以客观描述，以致情不自禁地坠入赞美而忽视某种局限。对我来说，这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冷静下来看，王维的理性、简洁、平衡、虔诚，同样伴随着一意孤行和旁若无人。如果一定要对王维“吹毛求疵”进行批评的话，那么，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他的风格也是他的缺陷。也许可以这样说：这个人最大的薄弱之处，就在于缺乏对生活的好奇心和兴趣，由于消极、退隐和与世隔绝，王维一直将艺术当作逃避现实的避难所，沉醉于个人化的细微感受，割断了与生活的紧密关联，让自己的作品像空中的悬浮物一样难以捕捉。与此同时，王维在现实中显得无力又无奈，只能退回到自己的世界之中，为自己编织一个不能穿透的厚茧，最终“化蛹为蝶”，无法成为高飞的鹰……若是王维因此为人们轻视甚至鄙夷，也是很正常的。归根结底，世界是自由的，就像王维，本来就不应作为一只鹰而存在，而是作为蝴蝶——是“庄子梦蝶”中的蝴蝶，“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这样的蝴蝶本身，就是诗意的。何必一定坚持，鹰一定比蝴蝶有意义？

好的写作还是同频共振。专注于某一个人，不仅是以X光的方式，深入到对象的内部，了解他的骨骼；另一方面，还以洞察和深入自己的方式，以更多的感同身受，全神贯注地融入另一个人，去感知、连接、剖析、追忆和缅怀。以共同的哀伤，体味另一个人的哀伤；以共同的欢乐，体味另一个人的欢乐；以共同的悲凉，体味另一个人的悲凉。这种带有自由性的深入浅出的写作，跟极致的表演一样，就是摇身一变脱胎换骨，从外到内变成被写者的模样。不仅仅理解他的三观，懂得他的生命，释放他的灵感，最重要的还有，是能否摇身一变成为他，不仅身上的汗毛一模一样，连喜怒哀乐也一模一样。

关于这一点，埃德蒙·威尔逊曾经要求评论者：“若不深入人群，进入作家的世界，掌握他基本的直觉，在他感性的生活中发现他言论的奥秘冲动等情怀，人们将无法树立一种有价值的评论，而那种有价值的评论乃是集合剖析与友谊而汇聚成一种透视的努力。以诚实的代价而获得智慧是件奇妙的锻炼工夫。然而，若文学专论的第一个阶段必须写些客观的定义和友善的理解，只做此事而拒绝价值评判的话，它将沦于浮躁。”这一段话简而言之，意思指世界千变万化，可是不变而恒久的，还是人的心灵。以自由的心灵，在诚实、大胆、充满想象的状态下所进行的写作，才是最好的。

（《王维：空山不见人》华文出版社202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