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影视剧创作生涯几乎伴随着我文学创作的全过程。早期涉及的是电影，我的小说《大捷》《国殇》《军歌》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在人们的认知中，以及我对自己的角色认定，我就是个作家。那是一个文学的时代，文学崇高而神圣，谁也不愿意放弃作家的身份，往编剧的队伍里挤。说实话，那时做编剧也挣不到多少钱。我和矫健等人为吴贻弓做电影《阙里人家》，每人只拿了不到1000元的编剧费，吴贻弓实在过意不去，自掏腰包，补贴了我800元还是1000元，现在记不清了。
进入90年代后期，电影逐渐让位给电视剧。我的第一部“中年变法”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引起了央视的关注，准备改编成电视剧，我拿了一笔改编权转让费就要开溜，当时央视的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胡恩和文学部主任谢丽红力劝我“操刀”当编剧，说这种政治剧一般人改编不了。于是我“屈尊”当了一回编剧，做得很不认真，和我后来的电视剧作品相比，那是比较草率的。剧本创作过程中，发生了一场“对号入座”的风波，一封告状信从广电部转到中央电视台，又转到胡恩手上，胡恩没有动摇，坚持按原计划开机拍摄了《人间正道》。
说到《人间正道》，还要感谢两位老领导，一是中国作协原党组书记翟泰丰，在“对号入座”风波发生时，正在住院的他找来小说，读后态度鲜明地支持说：“如果上法庭打官司，我替你辩护。”一是90多岁的巴金，看过电视剧后，他让女儿李小林把小说读给他听，指出《收获》杂志要发这样的作品。嗣后才有了《中国制造》《国家公诉》《我主沉浮》在《收获》杂志接连发表。我由此坚定了两个信心，一是对反映当代现实生活文学作品的创作信心，二是将自己文学作品影视化的信心。
《中国制造》的小说稿发到《收获》杂志后，上海市委宣传部领导第一时间读到校样，立即买下电视剧改编权。时任文艺处长的任仲伦和刚分配到文艺处的宣传干事吕超开始筹备项目，并最终成功完成拍摄，在央视播出。我和他们二位也由此开始了长期的友谊和合作，一直到今天。
有些人说我的作品有些理想化，但我确实是在生活中看到了不少好领导好干部，没有他们的支持保护，也就不可能有我这么多反映现实的影视作品。《绝对权力》审查时被有关部门否定了，翟泰丰书记向中央领导写信担保，广电部长徐光春同志带着三位副部长去有关部门交涉，最终才使得作品和观众见面。
我深知反映当代现实作品不好写，影视化就更不容易了。《国家公诉》是应最高人民检察院范子文之约写的，小说在《收获》一经刊出，就有投资商找我买版权改编电视剧，但在谈改编方案时发生了分歧。投资方问了我一个问题：“都听你的，拍了播不出来亏了算谁的？”这下把我给问住了。这话很有道理，你想要多大的权力，就得负多大的责任。我想来想去，决定下海，由此开始了改编自己小说的电视剧投资、制作和出品。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江苏电视总台老台长章剑华同志，当时我并不认识他，我找他商量以购代投时，他竟然相信我这个跨行“打劫”的生手，只派了制片人和会计，就批钱给剧组，投资《国家公诉》和我刚开了个头的下一部长篇小说《我主沉浮》。
《国家公诉》由最高检察院全程护航支持，在济南顺利开机。时任最高检察院宣传部文化处长的范子文一直跟着剧组指导协调，其时非典暴发，剧组全员被困在济南，我身临其境，才知道拍戏的艰辛。也正因为有这次成功合作的经验，才有了15年后《人民的名义》的再次成功合作。
这个阶段，我从作家到编剧，再到影视制作出品，算是彻底放下身段进入了影视圈。在江苏、浙江、上海三地电视播出平台的决定性支持下，我的团队连拍了三部自产自销的电视剧。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下海折腾的时代结束了，影视剧如今更加丰富多彩。近两年，两部根据我的小说改编的电视剧《突围》和《大博弈》已经播出，我想我的创作依然会紧贴时代，记录时代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