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兴化 ——我的母系故里 □刘二刚
我从小就从事美术。从糊口到创作，从向外寻到向内寻，忽忽八十岁矣。而立之年，欣逢改革开放，我们的绘画得以正本清源，画为心声。今有幸应邀在兴化郑板桥纪念馆举办“刘二刚书画展”，使我有如归的感觉。
我的祖籍，从感情上，我更爱从于母系。母爱的养育之恩，母爱之伟大，所以我们有颂“祖国啊，我的母亲！”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忘记我们的“母语”；我们的“母校”。更有“成功之母”之百般缘由在心头。
我的母亲是兴化人。兴化有个百花洲，百花洲有个冯家花园，花园主人即我的外公冯树森。外公好客，健谈，个子小，人都爱称“冯矮子”。花艺传承我的几个舅舅，分别在各地都以种花为业。一个舅舅出家，当过宝华寺住持，后将外婆接过去一起修行。我母亲是冯家最小的千金，不娇不奢，聪慧能干，百花之中，最爱兰花，故名冯爱兰。
俗谓到了兴化心就花，是谓兴化的风水好，美女盈盈。我父亲刘翠峰，山东人，世代农民，幼年失恃，只身南下，考上了陆军通信兵团，转黄埔军校第十八期。抗战期间，随军驻兴化，设电台在圆通庵，庵与百花洲一水之隔，有板桥可通。暇时，便去百花洲冯家花园遣闷，外公看中他老实真率，颇有文气，许将闺女常约会于儒学街，终结为伉俪。1946年，我在母亲的腹中，带着兴化的人文血脉，在战火中迁徙镇江。
画画于我，原无背景，无门第，无学历，缘分的事说不清。记得幼年，一次病愈退烧，一人躺在静寂的小阁楼上，专注地仰望着帐沿上绣的红梅绿竹，就有一种痴迷，就学着涂鸦。少长，常坐摆渡到镇江焦山，别峰庵有郑板桥读书处，门联书：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堂前有画，对着郑板桥画像，就在心中萌生了对画家的向往。命运磨人，后来，我进了画院，院址暂寄北固山几间僧舍，上有一匾“聊避风雨”，正是郑板桥写的，便有些许苍然的默契，幸又得到一本《郑板桥集》，长与相伴在我的绘画生涯中。他的文人风骨，引导着我分辨是非美丑，使我在诗书画的道路上矢志不移。
20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写生来到兴化，首先想到的便是看看百花洲和郑板桥故居，那时的兴化，亦正如各地百废待兴。四牌楼拆了又重建，说是古迹，原来的市河已填平，变成了新马路，天下着小雨，没有导航，我抱着对先贤的崇敬，踽踽拐进乱石铺成的小巷，得见门额“郑板桥故居”。走进屋内，冷冷清清，一桌一床，地板已老，天井几株寒竹摇曳。欲再寻百花洲，几不知所终。我不由吟起郑板桥诗：“寥落百花洲，老屋破还在。远水如带环，东风吹野菜。”岁月变迁，唯有一种情怀令人流连。
当我再次来到兴化时，眼前焕然一新，马路扩宽，楼宇翻新，沿河桃红柳绿，歌舞升平，俨然一派生机。八卦阵似的垛田，里下河的湿地公园，如诗如画。郑板桥故居自然也整饬充实起来。我在屋檐下拍照留影，有感“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的郑板桥，一时又想：是兴化因出了个郑板桥而名声远扬；还是郑板桥因生在兴化这个鱼米之乡而才气横溢。应是人杰地灵，还是地灵人杰。
郑板桥走出兴化，成了“扬州八怪”之代表，他的怪，打破了“四王”式的正统模式，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道情十首》唱尽人间百态，他将雅文化融入民间通俗化，通俗中多富哲理。“难得糊涂”，“吃亏是福”已走进了千家万户。所题《竹石图》：“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已被《人民日报》《求是》引为国策的道路自信。其《板桥润格》不伪不装，开启了画史以来的明码标价，傅抱石说他有真气、真意、真趣。想想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通透的文人画家。
缘非可攀，乡情自在。这个“不仙不佛不贤圣，笔墨之外有主张”的板桥道人，常在我的梦忆之中。母亲曾见我整天不停地看书作画说：“能画个什么名堂呕！”后来90后也说，都AI时代了，还画什么画啊！是的，我选择的是新文人画的路，我写过一篇《文人画是无用的画》。无用之用，是精神的寄托，是科技不可替代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可以去浮躁，养性情，寄兴志。我以“简、拙、情、思”为要，画而不辍，有兴奋，有困惑，有得意，有忘怀，光阴荏苒，恍闻板桥道人“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
“生”是什么？和缘一样说不清，寻寻觅觅，兹从盈箱的画作中捡出五十余幅，向兴化乡贤、乡亲汇报请益。母亲在天有知，不亦慰藉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