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民分忧，义不受禄
——纪念泰州籍水利专家郑肇经
□邹云翔
兴化自古多洪灾，其中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水灾尤为惨重。《（民国）续修兴化县志》记载当时“全境陆沉、乘舟入市”，平地水深达二至三米。在兴化人口耳相传的说法中，更有“宝塔顶上挂水草”之语——意指城内最高的文峰塔顶竟也挂满水草，足见水势之骇人。“锅底洼”之称，道尽了这片土地屡遭水患的悲情。这场大水导致兴化及周边地区人员伤亡惨重，有村庄六十户仅存十五人，成为兴化人心中久久难以抚平的伤痛。
1931年江淮特大水灾震惊全国。当时担任上海市工务局代局长、总工程师的郑肇经，本是“大上海计划”的重要推进者，工作极为繁忙。但在泰州乡贤韩国钧的邀请下，作为泰兴人的他，毅然投身家乡抗灾。这位后来被新中国水利部长钱正英誉为“中国水利奠基人之一”的留德专家，将国际先进的水利理念与中国传统河工技艺相结合，主持修复了里运河高邮东堤共27处关键点。
曾参与抢险的老河工回忆：“郑先生没有一点洋大员的架子，穿着草鞋，挽着裤腿，和我们一起泡在水里，看水流、定桩位。他讲的道理，我们听得懂，用得上。”郑肇经通过详细勘察，科学决策，摒弃旧时官僚仅凭经验的做法，改良传统“埽工”技术，引入简易混凝土预制块与石笼；指挥采用“桩柳进占”法进行合龙，精确测算土壤承载力与水流冲刷力，确保堵口工程牢固可靠。作为系统工程的组织者，他统筹调度数万民工，分工进行备料、运输、打桩、进占、合龙等环节，推动工程在三个月内竣工。
堤防修复、运河堵口全部成功后，郑肇经默默返回上海，继续投身全国水利与城市规划工作。当时主持救灾的韩国钧特致信感谢：“此次堵口成功，皆兄之功也”。并欲奉上酬金，郑肇经却回以：“为民分忧，义不受禄。”
1931年水灾的惨痛经历，让郑肇经深刻意识到，根治里下河水患必须依靠系统治理与全局规划。他推动在邵伯、高邮、车逻等关键河段设立水文站，开展持续观测与资料整理，这些站点至今仍是分析里下河水情的重要基础。正因如此，里下河地区虽仍偶受水患，但类似1931年那样的毁灭性灾害再未重演，这与郑肇经引进并实践的现代治水理念密不可分。
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以水代兵”扒开花园口造成的黄河泛滥，郑肇经再次与韩国钧携手，离开重庆，深入敌后苏北，开展家乡水患治理。他克服时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别人扒的口为何要我来治”推诿扯皮之困难，在泰州等受灾区推动善后工程，修复决口、疏通水系。在日伪顽势力交织的险恶环境中，他屡遭搜查、轰炸，却始终坚守一线，以专业与勇气带给乡亲以“洪水安澜”的希望。
郑肇经先生生于泰州泰兴，是我国近代水利学奠基人之一，亦被誉为中国水利教育之父、城市规划学开拓者。更为可贵的是，在科技救国的道路上，他始终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并于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先生事迹众多，今谨以其参与家乡治水这一段，缅怀先生对故土的深情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