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于江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列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大举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从“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的层面对强化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进行了战略规划。党的二十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则创新性地提出“制定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5-2027年）”。由此可见，无论是顶层设计上的统筹谋划，还是总体部署上的贯彻落实，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已然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话体系中的重要术语。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需要从价值引领力、话语传播力、制度革新力的通力协作、凝聚合力，实现从“廉政文化建设”到“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跃迁。
一、提升价值引领力，夯实廉洁文化的思想根基
第一，做好传统廉洁文化现代性转换。廉洁是中国古代社会对官员个体品质的基本要求，也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的重要价值追求。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应充分把握“第二个结合”的基本要求，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廉洁思想，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形式上，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写入《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切实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以自己优良的道德品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内容上，将“坚决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纳入党内法规体系，彻底扬弃“刑不上大夫”的封建思想，以制度刚性保障“廉者，政之本也”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落地生根；从方法上，依托先进数字技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分析，提取其中的廉洁故事、廉洁人物等元素，如利用AI技术还原包拯、于成龙、郑板桥等清官廉吏的故事，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提供新的传承方式。
第二，塑造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政德观。政德是整个社会道德建设的“风向标”，也是党员干部的立身、立业、立言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立政德，就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明大德”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锤炼党性修养，铸牢对党忠诚；“守公德”就是要深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坚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准则与行动导向；“严私德”就是要严格约束自己，慎独慎初慎微慎欲，涵养克己奉公的操守。“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些道德失范和腐败问题无疑与个人价值无限扩张有着密切关联。塑造新时代党员干部的政德观就是要在全党弘扬一心为民、公而忘私、廉洁奉公的价值观，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增强拒腐防变的免疫力。同时，将政德要求与干部考核、选拔任用相结合，形成“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导向，鲜明崇尚实干的用人导向，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第三，注重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解决好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问题，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蕴含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重要理念，也贯穿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所形成的政治品格、优良作风。因此，党员干部要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贯彻，主动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中挖掘廉洁内涵，从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里汲取廉洁养分，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价值中提炼廉洁要素，并运用科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凝心铸魂，打造共产党人抵御“糖衣炮弹”的精神盾牌，夯实清正廉洁的思想根基，以此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政治定力。
第四，发挥新时代廉洁典型示范作用。“榜样人格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先进性的要求”。新时代涌现出的廉洁典型充分彰显了全党及全社会廉洁文化之风，将廉洁文化建设与廉洁典型相融合，对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正向规范作用。一方面，挖掘廉洁典型要注重选树标准。廉洁典型的廉洁品质不是选树的唯一标准，选树廉洁典型不仅要突出廉洁品质的标准，也要注重身上的其他优良人格品质。事实证明，廉洁品质与其他优良品质相生相伴、相辅相成。另一方面，避免廉洁典型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感。廉洁品质是典型人物身上的基本品质，不应故意夸大宣传，也不能含糊其词，从而导致宣传典型的“失真”。在宣传廉洁典型过程中要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拉近廉洁典型与普通民众间的距离，将鲜明的廉洁典型客观地展现在民众面前。
二、提升话语传播力，打造廉洁文化的有形载体
首先，拓展廉洁文化传播的语境空间。新时代廉洁文化传播需突破传统“说教式”局限，将廉洁理念嵌入社会生活的多元语境之中。在公共治理语境下，可结合政务公开、基层民主建设等实践，让群众在办事过程中感受“廉洁为民”的执政理念；在家庭生活语境中，以“廉洁家风”为切入点，开展“廉洁家书征集”“家风故事会”等活动，把廉洁教育融入婚丧嫁娶、节日团聚等家庭场景，形成“以家护廉”的情感共鸣；在校园教育语境里，将廉洁文化与德育课程、校园活动深度融合，运用AR互动技术，让学生沉浸式感受廉洁文化，培养青少年的规则意识与责任担当，让廉洁文化从“书本中”走向“实践中”，成为社会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创建廉洁文化传播的平台载体。数字化时代为廉洁文化传播提供了多元载体，需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传播矩阵。“线上”平台建设可依托政务新媒体、短视频平台、虚拟展馆等载体，打造互动式传播场景。例如：开发“廉洁知识闯关”小程序，制作“廉洁人物微纪录片”系列短视频，搭建3D廉洁文化展馆供用户沉浸式体验，让廉洁文化传播更具趣味性与吸引力；“线下”平台建设则需注重场景化与实用性，可以在社区设立“廉洁文化角”，陈列廉洁书籍、廉洁书画作品。此外，机关单位可以利用闲置空间打造“廉洁文化长廊”，展示廉洁格言与典型案例，“线上+线下”平台载体的协同发力，打破廉洁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达到“时时可学、处处可见”的传播效果。
最后，打造廉洁文化传播的文化标识。廉洁文化标识是廉洁制度及其价值的外化和呈现。打造廉洁文化传播的文化标识要结合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构建具有高度辨识度与感染力的符号体系。一方面，挖掘地方传统文化中的廉洁元素，将历史名人的廉洁故事转化为话剧、动漫IP，将文学作品中的廉洁理念设计成文创产品。例如：周敦颐《爱莲说》中“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设计成隐喻廉洁的饰品，还可作为廉洁场馆的标志，让廉洁文化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审美。另一方面，打造时代化的廉洁文化符号。例如：创作廉洁主题的现代歌曲、微信表情包，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区域投放廉洁文化公益广告，亦可将廉洁理念融入城市景观设计，通过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强化民众对廉洁文化的记忆点，让廉洁文化真正“活起来”“传下去”。
三、提升制度革新力，完善廉洁文化的制度保障
1.制定劝解性廉洁规范，发挥“软法”治理优势。“软法”虽然不具备正式的法律效力，但通过行业章程、社团规章、道德准则、公约守则等能够产生形成规范性力量，引导社会主体自觉践行廉洁要求。劝解性廉洁规范的有效性依赖于社会主体的广泛认同，而多元参与是提升认同度的关键。在规范制定过程中，应打破单一主体主导模式，建立党政机关、行业组织、企业代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等多方参与的协商机制，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等方式，充分吸纳各方意见建议，促使规范内容既符合廉洁要求，又兼顾不同主体的合理诉求。例如，在制定行业廉洁规范时，行业协会应组织企业负责人、职工代表、服务对象等共同参与讨论，明确行业普遍认可的廉洁标准，增强规范的社会公信力与可操作性。
2.完善制度性廉洁法规，发挥“硬法”治理优势。制度性廉洁法规作为“硬法”的核心载体，其完善程度与实施效能直接决定了权力监督的力度与廉洁建设的深度。当前，亟需加强“立-改-废-释”反腐败法规的进程，聚焦权力集中、新兴行业、基层微腐败等问题高发领域，及时制定、修订和完善一批基础性法规制度。同时，注重强化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实体法与程序法配套、中央与地方法规协同，构建“国家法律+党内法规+行业规章”的协同体系。
3.构建“软法”与“硬法”协同共治格局。构建软法与硬法的协同共治格局需要避免陷入“软法无用论”的误区。一是要强化软法对硬法的补充功能。对于暂不具备硬法立法条件的领域，通过劝解性廉洁规范先行先试积累治理经验，为后续硬法立法提供实践基础。二是明确软法与硬法的边界。对于硬法已经规范的领域，通过软法细化实施标准，增强硬法的可操作性。对于严重违反廉洁规范的行为，必须通过硬法追责予以惩戒，以此形成“软约束”与“硬惩戒”的梯次治理体系。三是建立软法规范的备案审查机制。搭建便捷高效的备案审查平台,重点核查软法规范是否违背宪法原则、法律条文及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否存在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增加其义务的情形，是否与同位阶的其他软法规范存在矛盾冲突，确保软法规定的内容不与硬法相冲突，维护法律体系的统一性。
（作者为中共泰州市委党校政社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