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甚解：一种读书策略
□卧红轩
前些时候，有一位小友和我谈起如何读《老子》，我说，读其中读得懂的即可，那些读不懂的就算了。有专家称自己只能读懂四分之一，我们非专家，就更等而下之了。比如“道”，在《老子》中固是十分重要，但老子并没有告诉我们“道”是什么，他只说了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就把我们打发了。当然，站在两千多年前，说不清楚并不奇怪，而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探求世界本源的人，老子已经很牛了。只不过以今日之知识分工，关于世界本源的问题，已经移交给了物理学（在此意义上，霍金说的“哲学已死”不无道理）。所以，这个“道”，除了具有思想史的意义，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根据这样的认识，我将《老子》做了一个节本，以供把玩。想想也是，一个“无为”，一个“柔”，已经让后人受用不尽。
爱默生说：“先哲前贤往往也只是灵光乍现，因而记录其真知灼见的文字可能只占其著作的极少部分。明智者读柏拉图或莎士比亚都只读这极少部分，只读先贤想说的那一部分。”这话太对我的胃口了。
再说《周易》。我读的第一个本子是黄寿祺、张善文的《周易译注》，但只读到十七卦（至今还有个书签夹在那里）。后来又买过好几种本子，然而总是读了十来卦，就又丢下了。有一次，我去南京出差，在先锋书店买到一本《易象论》，反倒一气把它看完了。后来，因他书所及，我又陆陆续续读了许多卦，这样离读完全书也相去不远了。不过，我在第一次读的时候，已从中拈出“位、时、中”三个字（我读书喜欢先抓核心，如把一部《论语》概括为“仁于中，礼于外”六个字，然后由此向外延展，如果没有余力，好歹也抓住了关键），即当你要做一件事时，一要考虑你所处的位置是否相宜，二要考虑时机是否恰当，三则行事时要做到持中守正。我以为，一个人若能以此行事，可无大过。你当然还可以知道得更多，如“几”，所谓“履霜，坚冰至”，看到下霜，就知道离结冰的日子不远了。一般说来，具忧患意识的人对“几”往往比较敏感，《系辞下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再比如，“谦”卦六爻皆吉，这在六十四卦中绝无仅有，可知古人对“谦虚”之看重。我尝有言，一个人谦虚总是没有风险的，如果你没有水平，别人会说，这个人虽然没有水平，但很谦虚；如果你有水平，别人也会说，这个人不但有水平，而且很谦虚。当然，我们也不能把谦虚仅仅看作一种策略或姿态，事实上，水平高低本来就是相对的，而且很多时候人总是处于一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局限之中，因而要有一种不肯定自己一定正确和绝对正确的态度。第六十三卦为“既济”，六十四卦却又作“未济”，也是深含理趣的，所谓“既济”总是阶段性的，“未济”才是恒常的。总之，除非你做研究，或对它有着特别的兴趣，否则，不一定要把六十四卦都读下来——事实是，即使你读一遍也不一定记得住。当然，如果你想对《周易》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可以读一读《易传》中的《序卦传》和《杂卦传》，或张善文的《周易入门》。——顺便说一句，对于入门书，我从来也不敢轻视，关键是要看谁写的。入门书谈的往往是一些最基本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东西，既可作为入门之向导，也可作为阅读后的提要，用以温习。
汪曾祺说，“一二三，才够意思”，也就是说，要说到三，才够意思，那我就再说说《左传》吧。我算是喜爱《左传》的，但即便如此，我读的也不是足本，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编年体的本子不是上选。所以我就选了徐中舒的《左传选》，该书在保持编年体的框架下，尽量采用纪事本末体。后来，我又读了胡安顺的《左传纪事精选》，该书“以纪事为体”，体量则比徐本大。当然，我也备了杨伯峻的《春秋左传注》，一是用以参考，二是补读选本中没有而我感兴趣的一些内容。
陶渊明说自己“好读书而不求甚解”，或许是谦虚的话。但对我辈而言，却不失为一种明智的态度。因为我们既不如古人有闲，要读的书也比古人多太多。
当然，作为策略之一种，“不求甚解”并不针对所有的书，这也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