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钧（1857—1942），字紫石，亦字止石，晚号止叟。清光绪年间中举人，从知县起步，先后任行政、矿务、军事、外交等职，清亡时任吉林民政使。民国以后，韩国钧历任江苏民政长、安徽民政长、安徽巡按使、江苏省省长等职，是民国初期政坛的重要人物。辞官乡居后，致力于水利、实业和公益事业，颇受时誉。抗战期间，韩国钧与新四军友善，呼吁国共合作，制止反共摩擦。他严词拒绝日伪拉拢，大义凛然，积愤成疾去世，陈毅誉之为“民族抗战之楷模”。

韩国钧自称泰州人，一是在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发行的《实业界之九十日》中明确著作兼发行者：泰州韩国钧紫石； 二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在其自订的《止叟年谱》中明确记载：“清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初四巳时生，余家世居江苏泰州属之海安镇”，并落款为：泰县韩国钧紫石自订。

历史上，海安除了南北朝时期、唐代两度短暂设县外，其余时间一直是海陵或泰州或泰县的组成部分。民国元年（1912年）11月，泰州奉令改为泰县，当时人们习惯将姜堰、曲塘、海安称为“泰县东乡三镇”。1940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在海安镇建立泰县县政府，次年2月迁往农村；1941年3月至1942年11月和1946年11至12月，抗日民主政权两度设立泰东县（泰县通榆河以东地区）；1943年2月至1948年3月，又建立紫石县（海安、曲塘、白米一带通扬河以北地区）；1948年3月7日，紫石县改名为海安县。1949年1月20日，海安全境解放，属苏北行署泰州行政区；1950年1月，海安由苏北泰州行政区划归南通行政区。

韩氏，是海陵望族之一。泰州现存的《韩氏宗谱》为清末至民初所修撰，其中包括韩国钧这一支，这对我们研究韩氏先人的情况，提供了基本材料和主要依据。

综上所述，韩国钧是海安人，现在的南通地域人；也是晚清泰州人；民国泰县人。更是泰州历史文化名人。韩国钧沉浮宦海数十年，对民国初期江苏事务影响很大。退居乡里之后，把精力放在家乡地方发展上，办教育、兴盐垦、修水利，对海安、泰州，甚至苏中一带贡献甚大。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海安从泰州划出，独立设县），海安及南通地区颇多关于韩国钧的研究，而泰州寥寥。关于韩国钧对海安的影响，文章也很多。本文主要探讨韩国钧对泰州发展的帮助，以补以往研究之不足。

除捐安商

保境安民

晚清民国之际，时局动荡。尤其是军阀过境，往往以“助饷”之名勒索，甚至公然劫掠，地方深受荼毒。泰州亦不能幸免。在兵祸绵延之际，韩国钧退居乡里，毅然以“保卫地方”为己任，调停纷争，尽力维护地方安全。

1912年1月，韩国钧辞去吉林民政使职务，解绶归田。至1913年8月，韩国钧第一次出任江苏民政长。虽然只有一年半的时间，而且韩国钧有一段时间在沪、宁各地周游，他仍关心乡里利病，广泛参与各项事务，维护地方秩序，德泽桑梓。

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在泰州设立三个厘局，对过境货物开征厘金，之后成为惯例。这三个厘局后来合并成姜泰厘局，设在姜堰。民元以后，统治扬州的徐宝山军政府为解决军饷问题，于正常厘金外，又开征特别米捐，每石米另收洋银四角（一说二角）。厘金本已加重商贾的负担，又另外加征米捐，对海安、姜堰两镇的米业冲击非常大，米商怨声载道。

韩国钧归乡之后，力图取消此沉重的苛税。他联合海安、姜堰两地商会代表同赴南京，拜访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争取省级层面的支持。程德全为此发公函，要求徐宝山取消特别米捐。同时，韩国钧又从南京赴扬州，拜会徐宝山军政府的重要幕僚周树年、方泽山等人，努力争取他们的支持。最终，特别米捐被取消，泰州地区米商负担得以减轻。

1913年，因宋教仁案，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关系彻底破裂，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开始“二次革命”。其时，韩国钧应程德全之邀，复至南京。黄兴得知韩国钧到宁，欲请他相助抗袁。韩国钧认为政治纷争不宜诉诸武力，而应“以保卫地方为亟”，因此婉拒黄兴。他离开纷争之地南京，回到故乡。

朝代鼎革，烽火遍地，普通民众最受其害。辛亥年泰州光复时，刘凤朝拥兵作乱，地方缺乏守卫力量，幸亏扬州徐宝山带兵镇压刘凤朝，地

方才避免劫难，但也贡输大量“军饷”给徐宝山。韩国钧深知其中利害，回泰后即着手加强地方警卫。六七月间，韩国钧多次赴泰城参加筹防会议，提议组建地方军事力量。

韩国钧向来重视地方治安，在吉林时，就谋划完善巡警制度，组建常备警，以卫边境。从南京回海安之时，他去南通拜访张謇，张謇建议他建立警备队，同时加强通、泰、兴等地之间的联络互助，共保平安。当时，泰州商会组有保商营，由张淦清任司令，所需军饷由城南宝带桥船捐提供。韩国钧与士绅王贻哲等人商议，收回宝带桥捐，裁撤保商营，设立清乡局，组建清乡队（一年后改称警备队），聘请原天津警察厅督察长陈兆祥为总队长，全面负责泰州地区的安全保卫。宝带桥捐年收入二万余元，饷费充足，得以组建4个分队，分别驻扎于泰县、东台。

韩国钧对自己主导建立的警备队颇为自得，认为对地方治安大有裨益，“二十余年来，盗匪日少，声威日彰”。后来，他担任江苏省省长后，曾试图推广这一“分区联防”模式，已在江北淮安等地试行，却“竟为他力所阻”。利民举措未能最终推行，韩国钧一直耿耿于怀，在回忆录里多次“吐槽”。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国民革命军迅速平定江南，统治江苏的军阀孙传芳往北逃窜。泰州地处江淮，一度成为国民革命军（称国军）与孙传芳部队（称联军）的拉锯之地。1927年4月，国军张中立部二千余人入抵泰州城。联军盘踞海安、姜堰一带，侦知国军人少，于4月6日攻破泰州，乱兵大肆掳掠，袁康侯、王慎吾等人遇难，城内丰豫典、孙源兴号被焚毁，史称“丁卯兵灾”。最终泰州士绅数十人冒险出面，答应承担联军供应开支，始免浩劫。当国、联军冲突之时，韩国钧曾意图调解双方争端，可惜未能成功，内心很是愧疚。他说：“余拟调解未得，无如之何。泰城同人颇归咎于余，未敢辞也。”

刻书修学

崇文重教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邦。明清以来，编纂地方文献总集风行一时。清代道光泰州学者夏荃（字文若，号退庵），专事纂述，尤致力于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编著有《海陵文征》《海陵诗征》《梓里旧闻》等，可惜大都未能刊刻传世。

韩国钧退出官场以后，应该就有整理刊刻乡邦文献的打算。但最直接的缘由，还是希望继承夏荃的精神，通过刊刻乡贤著述，从而延续地方文脉。他说：“余发起《海陵丛刻》，即感于夏退庵先生而作。”《海陵丛刻》的编纂，持续二十年以上，可以说韩国钧后半生精力，萃于此书。时人称赞他“表彰海陵文献不遗余力”。韩国钧并没有专注著述，他是将《海陵丛刻》作为自己“名山事业”的。

《海陵丛刻》是随编随刊，最初似乎并没有一个整体的规划。韩国钧倾注了大量心力，广泛搜罗珍版异本，力图不留遗憾。1918年，他已经刊刻夏荃《退庵笔记》12卷，又得汪希古、李保元之助，觅得后4卷，为之续印使成完帙。是为《海陵丛刻》第一种。韩国钧还为《丛刻》的每一本书都写有跋文，详述版本源流，可见其用心程度。

《海陵丛刻》最终成书23种67册，第24种（《海陵文征》和《亦好集》）因1938年海安沦陷而遗失。这23种文献，集宋、元、明、清16家著述，既有古人笔记、又有先贤诗集，还有名医悬壶的处方，内容极为丰富庞杂，无疑是泰州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很多稀有的乡邦文献因此得以保存、流布，可谓嘉惠士林、泽被后世。韩老先生真泰州文化之功臣也。

1920年，泰县县政府设通志局，续修方志。韩国钧因德高望重，被聘为总纂，与王贻牟共同主持泰州志的编修。因韩国钧于1922年再任江苏省省长，志稿主要由王贻牟负责。1924年，《续纂泰州志》完稿，韩国钧特地写信向王贻牟祝贺。

1921年，地方贤达陈启彤倡议设立图书馆，韩国钧率先响应，并前瞻性提出“附设古物保存所”，与泰县知事郑辅东提议的“国学研究社”形成呼应，构建起“图书馆—文物保护—国学教育”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1922年3月，泰县图书馆正式成立（今泰州市图书馆前身），6月开馆，古物保存所同步设立，成为泰州市博物馆的雏形；韩国钧很关心图书馆、古物所的发展，捐赠了一些珍贵图书、古董充实馆藏。附设了泰县国学研究社，韩国钧被聘为名誉社长，为地方文化传承搭建了核心载体。

张士诚是泰州历史有名的枭雄，夏荃等人搜罗张士诚事迹未备。韩国钧对张士诚景仰有加，却因史料有限而深以为憾。他“退休后十余年中四出考询，有闻必录”，还委托苏州友人寻访张士诚墓地，建碑纪念。韩国钧又邀请学者支伟成、任志远，广泛搜集张氏史料，编辑整理成《吴王张士诚载记》一书，于1932年正式出版，成为迄今收罗张士诚史籍最全的文献。

此外，韩国钧还主持绘制了泰州城最早的科学地图。1913年7月（阴历），韩国钧主持，胡濬、鲍恩、陈铠、严海清、孙毓璋、宋自修、缪学贤等七人合作绘制《泰县城厢图》。这是泰州历史上第一次以现代科技手段绘制的实测地图。其中，缪学贤长于地理，受韩国钧提携，随任吉林。韩国钧辞职后，又经他的举荐，缪学贤得以留任，跟随章太炎治理东北，编绘《黑龙江省全图》《吉林省全图》，为章太炎所倚重。缪学贤后改名缪篆，转治哲学，曾任教厦门大学。《泰县城厢图》留下了民国初年泰州城市格局的宝贵记录，也为城市后续发展提供了规划基础。

从《海陵丛刻》的文献抢救，到《续泰州志》的系统修撰，再到《吴王张士诚载记》的专题研究，以及“图书馆、古物保存所、国学研究社”文化平台建设，韩国钧以“抢救、整理、传承”为脉络，为泰州历史文化筑牢根基。他的努力不仅让地方文脉得以延续，更为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文化建设范式，其开拓之功至今仍滋养着泰州文化土壤。

文化典籍之外，韩国钧也非常重视教育，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注重培养乡里人才。海安教育资源匮乏，他先后倡办了泰县端本女子小学校、海安蚕桑传习所、私立紫石中学等学校，极大促进了海安教育事业的发展。此不赘述。他曾担任泰县私立时敏中学（今江苏省泰州中学前身）董事长，这位历经晚清至民国的学者型官员，为这所由14位地方贤达共创的学校注入了核心灵魂——将“学成致用”的教育思想确立为校魂。这一理念上承北宋胡瑗“明体达用”的书院传统，下启后世省泰州中学校长于一平“教书育人”的办学宗旨，为学校筑牢“经世致用”的精神根基，使其超越普通学堂范畴，成为承载地方教育理想的重要载体，对泰州城区教育也有相当贡献。

泰县私立时敏中学成立于1928年，由凌文渊、单毓元等地方人士集资而建，陈兆琛担任校长。1935年，由于陆续有校董离世，经凌文渊提议，加聘新校董，同时公推韩国钧为董事长。韩国钧并不介入学校的日常教学和管理，而发挥其人脉广泛的优势，全心全意为学校筹款。时敏中学为私立学校，政府不负担费用，经费短绌，大大影响学校的壮大。韩国钧除极力争取政府予以补助外，还广泛化缘争取赞助。如1936年，他数次与高二适通信，请高二适在南京为时敏中学争取捐款。高二适也是尽心尽力，除本人积极捐款外，还请托政界要人梁寒操等人关说发动。

力促联合

坚持抗日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退据苏北。1939年，新四军也进入江北地区发展，建立抗日根据地。这一时期，苏北武装势力错综复杂。日本侵略军势力最大，对泰州虎视眈眈；而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驻扎兴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时不时制造摩擦，阻拦新四军的发展；驻扎泰州的李明扬、李长江部（二李），坚决抗日，不愿内战。陈毅运用统战艺术，确定“击敌、联李、孤韩”的方针，很快打开局面。

陈毅善于团结地方名流，从舆论上争取社会各界对“团结抗日”的支持。韩国钧是民国政要，门生故旧遍布江苏，在苏北政界与士绅中威望卓著。1940年9月，陈毅两赴海安拜访韩国钧，恳请其出面召集各方会议共商团结抗日。韩国钧深明民族危亡之际团结之重，欣然应允，于9月中旬在海安主持召开“停止苏北内战、一致团结抗日协商会议”，会后领衔致电苏北军政长官及重庆方面，疾呼“停战息争，一致抗敌”。

韩国钧本来对共产党及新四军并不熟悉，但从朴素的爱国情怀出发，认为“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而非同室操戈。他不惮年老身衰，上下奔走，为苏北团结抗日出力，却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在《永忆录》里，他吐露自己的心声：“余未隶国民党，亦未入共产党，自问超然。所以力主调停者，以省军实力不足，烽烟遍地，非先化除党见，一致御外，还我河山不可。谓余为新四军包围，则与事实不符。然在李军未失败之先，省友之爱余者，方以务多事为诫，余何所图而为此！”

韩德勤一意孤行，调集3万余兵力进攻黄桥，终致惨败，主力被歼。黄桥战役后，陈毅再度会晤韩国钧，阐明摩擦真相并表达和谈诚意。10月31日，由韩国钧、李明扬主持，黄逸峰作东，在泰县曲塘召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通过4项临时办法与8项局势革新方针，致电国民政府及韩德勤，呼吁“实现苏北军、民、党、政抗敌合作”，要求其“立即出兵击敌伪”。

11月5日，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14县388名议员与会，韩国钧被公推为名誉议长。此次会议以广泛的代表性凝聚了苏北各界抗日力量，标志着苏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刘少奇专程拜访韩国钧，共商抗日大计，韩公馆更成为苏北党组织、部队和根据地的重要活动场所。

1941年2月，汪伪政府成立，海安再陷日军之手，韩国钧避居徐庄。9月13日，日军闯入徐庄胁迫其出任伪职，八十余岁的韩国钧严词拒绝：“吾谢事已久，安能从命。”此后，东台、泰州日军头目及大汉奸李士群、臧卓等轮番“劝驾”，均遭怒斥；日伪劝其迁居海安，他厉声回应：“垂死之人，不愿再见海安惨状！”驻泰日军司令南部襄吉强索对联“留念”，他挥毫写下诗句“日月不随天地转，古今谁见水西流”，以明坚贞气节。

1942年初，韩国钧忧愤成疾，弥留之际嘱家人：“抗日胜利之日，移家海安，始为予开吊，违此者不孝。”1月23日，他于徐庄病逝。噩耗传来，陈毅在悲痛中写下《闻韩紫翁陷敌不屈而死，诗以赞之》：“忍视神州竟陆沉，几人酣醉几人醒？坚持晚节昭千古，誓挽狂澜励后生。御侮力排朋党论，同仇谋止阋墙争。海陵胜地多人杰，信国南归又见君。”陈毅将韩国钧比作文天祥（信国），对其民族气节推崇备至。新四军在阜宁为其举行隆重追悼会，陈毅主祭致悼词；重庆全国参政会亦召开追悼会，国共代表共致缅怀。这位民族抗战楷模的爱国精神与崇高气节，成为抗日统一战线中永不褪色的旗帜。

毛泽东对陈毅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创造的“统战工作泰州经验”给予很高评价，1940年先后两次作出指示。第一次是11月4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反摩擦斗争中争取友军工作给新四军的指示》称：“陈毅对两李及陈泰运等之统战工作，有丰富宝贵之经验，望大家加以详细研究，加以发扬，广泛运用，以期各部分均能得到争取友军工作之最大成绩，过去许多部队对这方面工作做得非常之不够。”第二次是11月18日，《毛、朱、王批转陈毅关于苏北统一战线工作的经过与主要经验》一文中说：“中央及军委完全同意陈毅同志统战方针及统战工作，为使各部队团以上干部深切研究统战策略，破除其狭隘而不开展，顾小利而忘大利，称英雄而少办法的观点，特将陈毅报告转告你们，作具体教育材料，但须保证不外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使陈毅和华中根据地创造的“统战工作泰州经验”迅速得到推广。1985年，陈丕显同志为纪念新四军东进泰州谈判四十五周年题字：“在创建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期间，泰州是执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的典范。”

韩国钧出生成长在晚清民国年间，新近出版的《韩国钧研究新获》将其概括为“著名的晚清重臣”——清末举人出身，历任多职，任内忠君尽职、维护主权、善治民生；“中国近代史的见证人”——辛亥革命后以解民苦为己任，于动荡中周旋奔走；“民族抗战之楷模”——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接纳中共团结抗日主张，两度主持协商会议，严拒伪职，终因忧愤成疾辞世，坚贞气节获陈毅盛赞。四十余载涉足教育、水利、民政等领域，每任一职皆成效显著，民本思想贯穿始终，既是历史亲历者，更是推动者。

情系桑梓倾心血，纵观韩国钧的一生，这份担当在故土泰州尤为深切。1877年，20岁的韩国钧在泰州学政试院考取秀才，成为其仕途起点——18岁应试落榜，三年后凭诗赋拔得头筹，这段经历被他郑重写入《永忆录》。民国三年（1914年），任江苏民政长期间，主持修建在仪凤门以南城墙上新开单孔城门一座。因韩国钧是泰州人（泰州古称海陵），故名海陵门，这是挹江门的前身。1925年辞官归里后，他更将心血倾注于桑梓：修水利、办赈济、编史志、兴盐垦、倡教育、护治安，桩桩件件皆为百姓谋福祉。对泰州的深情藏于细节：1923年任省长时痛失王氏夫人，1924年4月，特将灵柩葬于塘湾肖家庄；或因泰州是其发迹之地，或因这片土地的温情，终成他一生执念。

韩国钧，以“为官勤恪、关心民瘼、造福桑梓”的一生，成为民国泰州之魂。他跨越政、文、教、民的实践，为这片土地注入发展底气与精神钙质，留下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产，至今仍滋养着泰州。

（海安市博物馆吉加明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