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上的黄桥
将朱履先的府邸。小时候，我并不知道这里曾经住着将军，只知道里面是幼儿园。故地重游，我站在门前迟疑片刻，终究没有进去。我有点害怕，怕记忆里的东西都不见了。记忆里，门口该有扇虚掩的木门，推上去会发出“咿呀”的呻吟，门后是幼儿园的滑梯，漆皮剥落处露出底下的赭红木头。每天中午，总能听到有女老师踩着脚踏风琴的琴键，唱歌哄孩子们午睡。有风从雕花窗棂里飘出来，钻进我的五脏六腑，我不禁笑了起来，有些回忆，还是留在回忆里的好。
母亲今年76岁了，买衣服还是喜欢找裁缝做。她最喜欢的布料是老粗布和香云纱。母亲节俭了一辈子，非得与我同行，才能买一些香云纱，买完，总要嗔怪我一番。我知道，母亲心中定然是欣喜的。母亲说，她也不知道现在哪里能买到老粗布了，想要的时候，只能嘱咐老裁缝了。
爱人受了母亲的影响，也爱上了老粗布。南通买不到，每次都只能回黄桥做。我们跟母亲去拿过几次老粗布做的衣服和被套。指尖抚过布面，粗粝里藏着细密的纹路，像触摸着岁月的经纬。爱人在试衣镜前转身的那一刻，我恍惚了，眼前竟浮出个穿蓝布衫的姑娘，正蹲在靛蓝缸前，手里的木桨搅得缸里的水哗哗响，蓝雾腾起来，沾了她一脸，倒把眉眼衬得愈发晶亮。我看到旧时的布庄里挤满了人，扯布的妇人高声讲着价，掌柜的算盘打得噼啪响，角落里的染匠正往竹竿上搭新染的布，蓝得像把天幕揉碎了，晾在屋里。
我也对很多旧物事着迷，比如竹编和糖画。每次回去，我总要去寻。其实倒并不难寻，重要的是机遇。大剧院门前的马路两侧，是民间艺人们重要的展示场所。今年五一节回去，我就在那里寻到了一个竹编摊子。摊主是个中年汉子，正坐在小马扎上编竹篮，手指翻飞间，青黄的竹篾就绕成了圈，像有灵性似的。
“这手艺，是跟佤老爹（爷爷）学的。”他抬头冲我笑，眼角的纹路里还沾着点竹屑，“黄桥多水，早年间家家都用竹篮、竹筐，装粮、盛菜，就连船上的篷子都是竹编的。佤老爹那会儿，编个大竹筐，能换两斤糙米。”
他指了指摊上的物件：这是淘米的竹篓子，篾眼细得能滤掉沙子；那是装烧饼的竹篮子，盖沿编着花纹，防苍蝇；还有些小竹编，是给游客装纪念品的，上面编着“黄桥”两个字。“现在编这些，赚不了几个钱。”他拿起个小竹篓，用手指弹了弹，“但佤老爹说，竹性韧，就像咱黄桥人，再难也能熬过去。你看这篾条，得先在热水里泡软了，再削得匀匀的，才能编出好东西。”
我蹲下来看他编篮底，竹篾在他膝间交错，发出“沙沙”的轻响。忽然想起小时候，外婆也这样坐在门槛上编竹篮，阳光透过她的白发，在竹篾上投下细碎的影子。那时的竹篮是要派用场的：春天装荠菜，夏天盛西瓜，秋天放新收的花生，冬天就裹着棉絮放馒头，篮底总沾着点草木的清香。
“你看这老物件。”汉子从摊子底下拖出个旧竹匾，边缘都磨得发亮，“这是佤老爹编的，你看这收口，用的是‘万字纹’，结实得很，传了三代人了。”他用手掌擦了擦竹匾，“抗战时，这匾还救过命呢。佤老爹用它装着烧饼，从墙头上翻过去，送给巷子里的新四军，子弹擦着匾边飞过去，愣是没打穿。”
正说着，几个孩子跑过来，围着摊子看竹蜻蜓。汉子停下手里的活，拿起根细竹篾，三两下就削出个蜻蜓，插在竹棍上递给孩子。孩子举着跑远了，竹蜻蜓转得飞快，把我的心也带远了。
从大剧院往南走，不远，就是黄桥公园了。这里，是孩子们的乐园。还是记忆中的甜香，是糖画，没错了，是糖画。做糖画的老者，看着起码七旬开外了，正用铜勺在铁板上画着什么，糖丝在他手里绕来绕去，转眼就成了只凤凰。
“这是黄桥的糖画，老辈传下来的手艺。”他抬头冲我笑，脸上的汗珠亮晶晶的，“佤老爹当年就在这街口摆摊，那会儿穷人家的孩子买不起，就蹲在旁边看，佤老爹总会多画个小糖人，偷偷塞给他们。”
铁板上的糖画还冒着热气，有孙悟空、小兔子，还有个糖做的烧饼，上面的芝麻都画得清清楚楚。“抗战时，佤老爹带着糖锅跟新四军走”，老者用铜勺敲了敲锅沿，“战士们打了胜仗，他就给大家画糖画，糖稀熬得特别甜，说甜日子在后头呢！”
我跟小时候一样，买了个糖口哨，含了口，甜香混着焦香在舌尖散开，用力一吹，还是那么清脆，嘹亮。童年，并未走远。
公园往西走一点，是福慧禅寺，黄桥人习惯唤之“东寺庙”。这里是我小时候最喜欢去的地方，没有之一。寺始建于北宋，红墙碧瓦，殿宇巍峨，曾是江北第一古刹。可我记忆中的它，却是镇上唯一的电影院。后来，寺内罗汉堂被改为放映厅，大雄宝殿成了仓库。以电影院为中心的辐射商圈，代表着小镇经济文化的核心，卖瓜子的、卖炒花生的、卖甘蔗的、卖冰棍儿的、烧饼店、馄饨店、租小人书的、开杂货店的，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少林寺》上映那年，我才虚龄4岁，母亲在影院门口马路对面的东升饭店下面条。那年去影院看过《少林寺》的人，都知道什么叫“万人空巷”。很少有人不会唱片中插曲《少林少林》《牧羊曲》，男孩子们整天幻想着有朝一日也能成为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包括我。
如今，福慧禅寺重修，山门石牌巍然矗立，大雄宝殿内，金身佛像重现庄严，香火袅袅升起，与当年电影放映时的烟尘，竟在同一个空间里完成了轮回。寺旁那口“兜包池”已填为平地，每逢“6·21国际乐器演奏日”，百姓便在此奏响提琴、葫芦丝，乐声如水流漫过古寺的砖瓦。我站在藏经楼前，望着我佛慈悲，忽然明白，寺庙的躯壳可毁，可它承载的悲悯与欢欣，早已渗入黄桥人的血脉，在琴弦上复活了。
与福慧禅寺紧连着的，是珠巷，这里是小镇的文脉所在。黄桥镇历史上没有城墙，先民们在街巷两头各砌上一道门。圈门两侧与民房相接，门洞为拱形，夜里将两扇厚实的木门或闩或锁，整条街巷进入封闭状态。门上有顶，砖木结构，两边削水，既保护了门，又可供行人避雨。东首的圈门面向大海，取名为镇海门，西首的面对长江，叫澄江门。我是有多糊涂啊！我与小镇朝夕相处的二十几年间，竟然对这两个国内罕见的圈门一无所知！
巷内，“江北第一祠”何氏宗祠巍然矗立，飞檐斗拱，雕梁画栋，门廊下匾额高悬，记录着明清时期何氏家族“江左甲族”“四进士、十举人、三十贡生、三百秀才”的荣光。何氏宗祠是在明太仆寺少卿何棐故第的基础上，于清顺治初年建立的。虽然原房屋只剩下一半多，但主体部分还是越过了沧桑的岁月云烟，把何氏家族历史的兴旺留了下来。珍贵的金丝楠木廊柱，花瓶式童柱，壮观气派的抬梁式结构，精致古朴的彩绘木雕，全国难见。五百多年的苍凉和广阔，原来可以通过这个封建家族的缩影，得以窥探。
韩秋岩故居、丁西林故居、李弼余居第、大香坛、潜龙渊，这些著名的建筑，也都在珠巷里。离开黄桥之前，我竟然一处都没有去过。反而是在近些年，因为黄桥文旅的工作出色，很多外地人去黄桥旅游，做过攻略，对黄桥的熟识，竟超过了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曾经的黄桥人。有幸带过几批朋友来黄桥玩，我才幸运地对这些印象中好像很模糊的地方做了一番探寻。我时常感觉恍惚，我是幸运，还是不幸？起码，我是幸福的，不管我是否了解它们，它们始终是陪着我的。
出了珠巷西首，往北不远，便是米巷，这里承载着黄桥的烟火与历史。巷名因米市而起，明清时期，丁氏家族在此开设米行，将皖南的稻米贩至江北，富甲一方。关于丁家的发迹，黄桥人有一个传说，说是丁家住的是一块龙地，米巷是龙身，米巷两侧有五条巷道，南侧有马巷、北迎祥巷、迪祥巷，北侧有秩二房巷、万昌巷，这五条巷道是龙爪。米巷的东头有一个大池塘，池塘中有一个圆形大土墩，当地人称它为转水墩，上面栽种着杂色树木，这是龙球。黄桥人说，丁家占着这样一块五爪金龙盘绣球的风水宝地，怎么会不发达、不出人才呢！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几条巷子以及水塘还在，只是那个土墩，后来被扒掉了，他们听说土墩中藏有宝物，便组织人力挖掘，结果一无所获。
巷口那口老井，曾是丁家“龙眼”传说的所在地，如今井栏斑驳，苔痕深深，却仍有妇人提着水桶来打水，水桶坠入井底的闷响，与百年前并无二致。巷深处，丁文江故居犹在，那雕花门楣、曲径回廊，曾是少年丁文江捧着地质图谱研读的地方。他后来成为中国现代地质学之父，足迹遍布山川，可故居的檐下，仍悬着他当年手植的桂花树，每逢秋日，香气氤氲，仿佛将他的魂牵回了故里。米巷的街面，如今铺着仿古青石，两旁店铺林立，却不再售卖大米。
黄桥之名扬天下，半因古韵，半因一战。巷陌深处，焦香诱人。循味至一泥炉前，炭火正红，老师傅手持长钳，翻动炉膛内金黄的圆饼，面皮在炙铁上鼓起饱满的泡，“滋啦”作响，香气四溢。“黄桥烧饼，仗打出来的名头！”老师傅抹把汗，炭火映亮他皱纹里的豪气与沧桑。1940年，新四军在这里和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打了一场硬仗，乡亲们支援前线，家家户户烙烧饼，炭火烧得通宵达旦，箩筐叠得比人还高，小伙子们扁担都压弯了，冒着炮火往前线送。那饼，是救命粮，是心头血。一只刚出炉的烧饼递来，烫手暖心。咬破酥脆焦香的饼皮，油酥混着芝麻在舌底炸开，麦香瞬间充盈口腔，细细咀嚼，竟品出一丝硝烟的凛冽与麦田的丰饶交织的复杂滋味。这是黄桥最独特、最深沉的味道，是铭刻在骨子里的集体记忆。
琴韵小镇，是黄桥的新生之翼。二十年前，这里还是阡陌纵横的农田，如今却成了“东方克雷蒙娜”，年产提琴七十余万把，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三成左右。走进黄桥，你会被这里浓厚的音乐氛围深深吸引。从街头巷尾传来的悠扬琴声，到孩子们手中轻舞飞扬的小提琴，音乐已经融入黄桥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他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里的学校，从一年级起就开设了提琴课程，让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接触并爱上这门古典艺术。小提琴成为许多孩子人生的第一份礼物，伴随他们的成长，见证着他们的梦想与坚持。夜幕降临，黄桥镇的城市客厅广场会上演一场场音乐盛宴，提琴造型的人工湖与喷泉交相辉映，林荫道旁、古镇小巷中飘出的悠扬琴声，让每一个到访者都能感受到这座“提琴之都”的独特魅力。在这里，提琴不仅仅是一种乐器，更是一种文化，一种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黄桥镇正以它独有的方式，向世界展示着东方小镇的提琴魅力与无限可能。
母亲跟我在南通住过几年，总是不习惯。2018年，父亲过世后，母亲基本上都住在黄桥。她还是喜欢住在老家，推开门，前后左右，都是亲切的面孔；走出去，东西南北，都是熟悉的街道。我不再纠结母亲为什么不愿意跟自己的儿子住在一起，住在城市里。我尽量在每一个重要的日子，回到母亲身边，听她讲讲当年的故事，陪她走走小镇的路桥，给她做一顿可口的饭菜。父亲生前说过，儿女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不去深究为什么自己做的饭菜，永远不如母亲做的可口。你只要去做，对母亲而言，就是最好的。
莫说母亲了，我想要“回家”的心情，也正变得愈加迫切。当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未来时，就会珍惜自己选择过去的权利。回忆和探寻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可以重新选择，可以将那些毫无关联的往事，重新组合起来，从而获得全新的过去。这是一种我已经体验过并为之深深着迷的状态。
离乡二十年，我原以为故乡是褪色的旧照片，可黄桥却以琴与水为墨，在时光的宣纸上，不断续写着新的篇章。它接纳了我的陌生，也拥抱了我的归心。琴与水，这两条缠绕千年的脉络，在今日的黄桥愈发清晰。水是古镇的命脉，琴是新时代的声韵。福慧禅寺的香火与琴声共沐梵音，而琴韵小镇的每一把提琴，都裹着水乡的湿润，带着烧饼的烟火，走向世界的舞台。黄桥从未老去，它只是将过往的米香、佛偈、战火与烧饼，都化作了琴弦上永恒的颤音。青石板路上的缝隙里，依然嵌着故乡的尘埃，可那些熟悉的古街、巷弄和屋宇，竟像隔着一层薄雾，既清晰又朦胧。而我，这个既是故人又是客人的游子，终将在琴声的涟漪里，寻回属于自己的那一滴故乡之水。
琴声不息，水流无尽，黄桥的故事，永远在弦上流淌。
泰兴之东，有镇枕水而眠，古称“永丰”，取永远丰足之意。传说元末明初，泰兴有位县令姓黄，两榜出身，一身正气，深得民众称颂，尊为“黄公”。里人建永丰西门石桥，公议在桥侧镌“黄公桥”三字以颂其德。后地方讼师联名诬告，称百姓“只知有黄公，不知有皇上”。里人得知后，遂将桥石“黄公桥”三字中之“公”字凿去，使其成“黄桥”。查办钦差据实回奏，皇上大悦，升七品县令为四品黄堂，自此“永丰镇”改称“黄桥镇”，流传至今。
我是在黄桥出生长大的，不知不觉间，成家立业已有二十年，也已离家二十年。母亲总说，对黄桥而言，我已然成了客人。这话让我很是惆怅。近年来，我辞了工作，换了相对自由的营生，也多了许多“探寻”家乡的机会。身份和心境的转变，让我对家乡生发出了很多从未有过的奇妙印象。千年烟云过眼，黄桥古镇，如工笔长卷，墨痕深处，犹藏金戈铁马、市廛弦歌、匠作巧思。每每踏访，非为猎奇，实欲以足为针，以目为线，在青石巷陌的经纬间，绣出古镇沉潜的魂魄。
镇之命脉，系于龙河。老龙河自黄桥西流，河道委曲，舟行先后，帆樯相见，因名相见湾。泰州著名诗人颜训称其“水道纡曲可爱”，写出了“帆风时顺逆，窗口忽东西”的名句。此水非大江奔涌，亦非小溪潺湲，乃是一条被岁月驯服、与市井肌肤相亲的“活水”河。晨光熹微，橹声欸乃，早航的船娘撑篙点破一河碎金，水波漾开，两岸黛瓦粉墙的倒影，如宣纸晕染，模糊了明清与今朝的界限。河埠头的石阶层层叠叠，凹痕深深浅浅，是盐包的重压、米袋的磨砺、浣衣妇千百年杵声的凿刻。水色沉绿，非是污浊，乃是积淀了太多浮沉故事、离人泪痕、商贾铜臭，方酿得这般稠如陈酿。
河畔木楼，悬柱入水，偶有老妪推窗，一盆隔夜茶水泼入河中，“哗啦”一声，惊起水鸟数点，也惊醒了河底沉睡的旧梦。四百年前，盐商巨贾丁氏踏勘至此，见此水陆交汇，扼苏中咽喉，遂掷千金，开市廛，筑货栈，龙河自此繁花似锦，往来如织。丁家花园的残影犹在，荒草漫过门楼石狮的基座，仅存的厅堂梁枋间，雕梁画栋蒙着蛛网，让人不由得想起那句沧桑的老话：“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说起老龙河，母亲总是喋喋不休地念叨：“可惜了！可惜了呀！那么好的一座南坝桥！那么好的一座南坝桥啊！唉！”
我没有见过母亲总说起的“那么好的一座南坝桥”。我是1979年生人，正是那一年，南坝桥在拓宽分（分界）黄（黄桥）河时被拆除了。
母亲喜欢带着我散步，不由自主地，就会走到镇南的大石桥。站在桥上，母亲指指西边，告诉我，当年的南坝桥，就在现在大石桥偏西边一点。母亲说，她打小就总到南坝桥上来，青石板被几代人的脚掌磨得温润，缝隙里嵌着经年的苔藓，踩上去要格外当心打滑。单孔桥洞下永远泊着几艘乌篷船，有汉子撑篙载客过河，有船娘坐在船头剥菱角，铜盆里的菱角米白得像碎玉，水声顺着船帮的缝隙漫上来，混着她的吴语小调，在桥洞间打个转，才袅袅娜娜飘向街面。
我很奇怪，苏中小镇，哪来的什么吴语小调。母亲告诉我，那时的南坝桥大码头，可是不得了，“篙子一隑，浑身是债；篙子一扬，黄金万两”，黄桥所产之酒多从大码头运销江南，近码头的南巷中，开有酒行六家，还有客栈、书场、茶馆、饭馆多家。每天早晨，南来北往的顾客在茶馆吃茶谈生意，甚是热闹，江南而来的船只，更是日常。母亲的轻描淡写，让我心驰神往。
母亲一直盯向桥西，我转过身去，水流依旧东去，只是没了青石板的倒影长，没了船娘的菱角香。夕阳下，水面熔金万点。远处传来孩童的笑闹声，几个背着画板的少年正对着新桥写生，他们的笔尖在纸上勾勒出利落的线条，却画不出老桥石缝里藏着的蝉蜕，画不出乌篷船划过水面时，那声悠长的“吱呀”。
值得庆幸的是，2001年，黄桥镇人民政府顺应民意，筹集巨资，按照原样重修南坝桥，只是因为拓宽后的分黄河河面太宽，单孔石桥无法建造，因此，移址于镇北的直来河上，名曰“文明桥”。
镇中原先也是有文明桥的，始建于何年不得而知，最早记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泰兴县志》卷五《河渠》，如此算来，至少有二百年以上历史了。桥心青石板被独轮车辙、骡马蹄铁碾出数道深沟，沟壑里积淀着清代的霜、民国的尘，经百年的雨水冲刷，焕发新姿。桥顶设有石椅，桥下铺有纤道，桥拱两侧石柱上分别刻有两副楹联，一副为：“南接江潮，北分淮委；笔峰景秀，水波湍湉。”另一副为：“功侔鞭石，顿教险坝平康；景深卧波，重睹离明景象。”伫立桥头碑亭，观残碑兀立，字迹漫漶，遥想当年，盐船过此，商舶辐辏，弦歌不绝，丝竹管乐隐约于茶楼酒肆，汇成一曲繁华的市井交响。亭内，那方民国七年的功德碑依然矗立，向人们讲述着那些曾经的故事。而今，桥上唯余卖麦芽糖的老汉，以铁片敲击糖铲，“叮——叮——”声单调而悠长，散入暮色，淡为古镇一曲终了后的袅袅余音。
离了喧嚣河埠，步入街市巷陌。黄桥，有名姓的古街巷，超过六十条。巷内两侧高墙耸峙，青砖斑驳，苔痕浸染，阳光吝啬地筛下几缕，在地面投下明明暗暗的光斑，行走其间，如潜行于时光隧道。原东至罗家巷、西至马路、南至西大街、北到珠巷这一大片，皆属“何御史府”。何御史府为明陕西道监察御史、太仆寺少卿何棐的府邸，有200多间，其中很多主要房屋如神主楼，建于明成化之前。何棐做了京官后，于明正德年间在原主要房屋的东边修建了坐西朝东的大门堂和二门堂，从此人们称何棐家房屋为“御史府”。每次踏入何御史府，我都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我完全不记得小时候是否来过，但是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的前世，很可能在这里听过琴音。老祖宗指尖轻触琴轸，声音几不可闻，琴音似空谷幽兰，穿墙过院，隐没于昏暗，似有冰弦在时空裂隙里铮然一响，旋即寂灭。这琴音，是士大夫在高压下的精神避难所。这一刻，“大隐隐于市”具象了。
我在老家最早的住所，是王家巷东首往北一片的公房。王家巷内，有将军府，是1940年初陆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