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婆的茶

外婆的茶

外婆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五个弟弟，外婆是长姐。曾外祖父是位手指常年沾着墨香，却沾不得半点阳春水的私塾先生，曾外祖母是传统的中国农村妇女。在那个年代家里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外婆二十岁的婚事，像一场早春的薄雾，朦胧中就定下了，她与外公见面不过三回，连模样都未及看清，就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结婚一年后，外婆在家相继生下一男一女。那时候的村庄，接生婆的剪刀在火上燎一燎就算消了毒，老人们念叨着“省钱”，女人们的命，便都系在了一铺简易的草床上。男孩生下黄疸，女孩脐带绕颈，两个孩子像晨露般，还没来得及被太阳晒暖，就悄无声息地蒸发了。外婆的眼泪在夜里格外沉重，砸在枕上，洇出一个个无声的窟窿。

后来外婆怀上姨妈，外婆这次坚持要到医院生养，那时她成了村里第一个到医院生孩子的女人。

接着妈妈、小姨相继出生。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外公的父亲每回听到消息，走到半道的脚步就生生折返，仿佛女孩们的啼哭会绊住他的鞋底。

外公是生产队长，在村里难免得罪人，这些人不敢在外公面前言语，找机会在和善的外婆面前含沙射影，挤兑外公只生丫头片子。外婆总是笑而不语。

外公在村里忙得不着家。外婆的日子被拉得很长——天刚擦亮就去厂里，傍晚踩着夕阳的尾巴回来，锄头还没挨着墙角，灶膛里的火已经催着她了。

妈妈记忆里最深的，是过年前的冬夜，每当凌晨起夜时，总见外婆屋里的灯还亮着。昏黄的灯光像块老姜，把黑夜熬出辛辣的暖意。灯下的外婆穿针引线，给她的弟弟们和一家五口人纳新鞋，做新衣。

生活的重荷常压得外婆喘不过气来，妈妈总记得那样的画面——外婆一手往灶里添柴，一手拉着风箱，呼啦呼啦的声响里，偶尔会混进一两声压抑的抽泣。

“妈，你怎么哭了？”小小的妈妈凑过去问。

外婆就抬起袖子在脸上匆匆一抹，嘴角弯成月牙：“傻丫头，是灶灰迷了眼。”她边说边往火塘里又塞进一把柴，让噼啪作响的火焰，吞没了那些没说完的苦涩。

后来妈妈才懂，那些年被灶灰迷住的眼睛，其实是被生活呛出的泪，只是外婆总把它们和着柴火，一起烧成了照亮全家的光。

在村里人眼中，外婆永远是那个未语先笑的温和妇人，她的好脾气像晒透的棉絮，软绵绵的。可家里人知道，这团棉絮里也藏着几根硬骨——若碰着她的底线，便会露出严厉的棱角。

上世纪八十年代，孩子们的零嘴就是田里的萝卜、蚕豆、黄瓜。从来乖巧的小姨，那天却鬼使神差地摘了邻家两条黄瓜。外婆的树枝带着风声落下时，小姨知道错了。后来，小姨捧着黄瓜去赔礼的身影，成了三姐妹记忆里最鲜活的戒尺。

妈妈小时候有点贪玩，特别爱追电影，有次又偷跑去邻村看电影，回来只见门闩冷冰冰地横着。夏夜的露水打湿了衣裳，也浸透了那点侥幸心思，直到月亮爬过屋檐，外婆才打开门，放进来一个再也不敢贪玩的小人儿。

这些藏在岁月褶皱里的家规，最后都变成了向上的台阶，三姐妹一个接一个地，用成绩单铺出一条跳出田埂的路。那时候，方圆十里只要提起外公家，都知道这家三个丫头成绩不错。

外婆是个多面手，水工，电工，漆工，瓦工皆通。家里出了什么问题，只要外婆在都能迎刃而解，现在外婆除了打理好自己的农田，还侍弄起花草，门前屋后，一年四季花儿常开。

勤劳能干的外婆，无疑是我们的标杆。记得和她一起栽山芋藤的午后，泥土的芬芳里，她教给我的不仅是农事，更是做人的道理。后来我写的《第一次栽山芋藤》发表时，她笑得如花般灿烂，张开双臂给了我一个结实的拥抱。

外婆与时俱进，农村八十岁左右的老人估计没有我外婆玩智能手机玩得溜的，外婆会上网看时事新闻，学习做菜种花，微信聊天，还会拼多多砍一刀赚钱，感觉年轻人会的，我外婆没有不会的。

这两年外公的记忆像褪色的老照片，渐渐模糊了，他越来越离不开外婆，只要外婆离开视线就慌张寻找。而外婆总是温柔应着：“在这儿呢。”她笑着说自己多了个“老小孩”，却把这份照料当作甜蜜的负担。夕阳下，他们依偎的身影，是最动人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外婆用她的一生告诉我们：生命可以像茶，初尝微苦，却越品越有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