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陵郡
□严勇
三国归晋后，仅数十年间，西晋便历经“八王之乱”与“五胡乱华”的惨祸。这场浩劫迫使东晋王室南迁，大批中原百姓随之南下。大量流民涌入海陵，使其从“侨县”升格为“侨郡”。而侨郡的设立者刘裕，曾受恩于海陵唐子的“好婆”，后来还为她修建了南朝第一庙——蒿坡庙。义熙年间（东晋安帝年号，405-418年），僧人觉禅创建了海陵历史上第一座寺院，成为当地佛教文化兴起的开创之举。此后历经齐、梁、陈三代，海陵人创造了极为丰富的青瓷文化，为那个时代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印记。
当三国战火席卷海陵古城时，这里最终沦为“直视千里外，唯见起黄埃”（引自西晋潘岳《关中诗》）的一片废墟。彼时的海陵虽保留县名，却已无实际县制，所受破坏程度前所未有。
历史上，许多城池在战火中焚毁后便再也无法重建。满目疮痍的古海陵，在战后能否涅槃重生？三国归晋后，晋武帝司马炎颁布诏令：“吴牧守以下，皆不更易”（《资治通鉴?晋纪三》）。此前，东吴名将吕岱已回乡重建海陵县，因此海陵县在西晋统治下得以沿用这一政策。于是，海陵县令张贴告示，呼吁百姓返乡重建家园。
海陵的正式建制，也得到了官方明确认可。《晋书?地理志》记载：“广陵郡，汉置，统县八，户八千八百。（统辖）淮阴、射阳、舆、海陵（有江海会祠）、广陵、盐渎、淮浦、江都（有江水祠）。”汉武帝时期与海陵并存的29个县中，不少县城历经战火后彻底消失，如犹县、播旌县、襄平县等，最终只留下一个空泛的县名。而海陵古城却能在战火后重建，这一现象值得深入探究。
究其原因，盐运河与海陵仓或许起到了关键作用。稍晚于吕岱的西晋诗人左思，在《吴都赋》中描绘海陵的水上交通：“百川派别，归海而会。控清引浊，混涛并濑”；又提及当地“煮海为盐”的产业，使得“畛畷无数，膏腴兼倍”（意为田间小路纵横，土地肥沃程度远超他处）。文末更赞叹“海陵之仓，则红粟流衍”（形容海陵仓中粮食充盈，红米多得溢出）。彼时，海陵已因“海陵之仓”名扬四海，这自然是其得以存续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更关键的因素在于“侨民”的迁入。
西晋统一后不久，“八王之乱”爆发，战乱持续16年（291-306年）。在此期间，已有部分百姓为躲避战火开始南迁。“八王之乱”结束10年后，西晋灭亡（316年），中国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这一时期，北方祸乱更甚：前秦灭亡后（394年），北方再度分裂，关中、关东、陇右等地政局纷乱，民族矛盾激化，社会动荡程度远超以往。
黄河流域的百姓不堪常年战乱之苦，纷纷追随东晋王室南下。而海陵古城经三国战乱后，人口锐减，且因其距离中原较近、拥有千顷良田、土地肥沃，成为南迁百姓安居的理想之地。于是，部分逃难的中原人在此落地生根。在历史上，这类人群有专门称呼——“侨人”，意为暂时寓居此地的外来人口。而为安置“侨人”，在其聚居地设立的州、郡、县，分别称为侨州、侨郡、侨县。
事实上，早在东汉末年，就已有以流徙百姓为对象、在新迁地设立郡县并寄治（借地办公）的事例，但“侨州郡县”这一名称的正式出现，始于东晋。流民南迁本为避难，多数人怀有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愿望。因此，侨州郡县的户籍为临时性的“白籍”，入籍者可享受免除租调、徭役的优待。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侨人”中的上层通过各种手段在江南重建田园、安居乐业；下层侨人中，除部分沦为豪强的部曲（依附性士兵）、佃客乃至奴婢外，也有少数人获得少量土地，成为自耕农。“侨人”的大量迁入，不仅为海陵从“侨县”升格为“侨郡”奠定基础，更给古城海陵注入了新的活力。
经过数十年发展，盐运河上重现往日繁华，海陵的粮仓渐渐充盈，这座古城也逐步从废墟中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