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兴化得胜湖沿车路河一路往东直行六十里，临近兴化与东台分界处，就是戴窑镇。
戴窑全名戴家窑，早年叫灶产。灶产，就是烧盐的地方。
当南北串场河疏浚，连接并明确了河东十三个盐场的区域位置后，河西是否还继续保有一定的盐业生产，由于缺少资料记录，已难说清。戴窑地处北串场河河西南端，对面有草埝和丁溪二盐场，再往南还有串河十三个盐场中最大的东台安丰场。安丰场闻名，是因为十六世纪阳明学派的传人王艮十九岁以前在这里当过烧盐的灶丁。由于王艮的学生韩贞从戴窑前往附近的安丰场受教，因而戴窑与安丰场亦有特殊联系。根据近海地区的地缘变化，戴窑烧制海盐的历史（地方志认为始于唐代），很有可能先于安丰、丁溪、草埝三场，至少戴窑的盐灶与这些盐场兴起于同一时期。“灶产”之名，即记录了它的制盐史。
显然，串场河的意义不仅为盐运交通所需，还影响和改变了该区域的社会与经济结构。一河之隔，对面是宋、元两朝官盐集中生产基地，这边经年燃烧的灶火却一天天冷却直至灰飞烟灭。推究自然环境的变易，当安丰场与其他盐场仍在源源不断出产海盐时，原先同为“灶产”的戴窑，已渐渐褪去盐卤的咸涩。在隔断的海潮声中，这里的土地日渐积淀为新的原野，不再适合盐业生产。串场河的地形地势划分，实际上正是根据相关的自然变化而定。淮水东泻冲带的沙泥顺流而至，新的土层覆盖之下，早前的海滩与芦苇、荒草及灌木腐殖而成旧土层，土壤黝黑发亮且富有黏性。昔日的“灶产”之地，势必成为垦殖之所，村镇形成后，盐民及其社会也当转变为农民及农业社会。
但越过“灶产”期的戴窑，是否就具备了优良的农耕条件，还不能肯定。“海潮倒灌，东乡尤甚”，二十世纪初的《兴化小通志》水利志中，仍这样忧心忡忡地描述这里的土地状况。事实上，海潮对这里土地持续性的“碱化”威胁，一直是戴窑地区垦殖中的难题，这使戴窑成为良田的历史显得艰难而缓慢。即便从十二世纪以后兴化地方政府不停修筑拦阻海潮的圩堤，东乡的戴窑离富饶的鱼米之乡其实仍相距甚远。至于淮水下泄及本地水涝造成的灾害，较之海潮倒灌，更为频仍。横贯兴化中腹的两条主要河流——车路河和白涂河的下水口，都正当昔日戴窑。淮水泛滥在上游高邮决坝时，通过兴化全境的洪水至少有一半从这两条河泄入东海。水势到达戴窑一带后，因地势低洼，流速缓慢。据资料显示，在这块地区，每当洪涝期，积水最长要五六个月才能褪尽。我在镇政府看到了戴窑镇2011年防汛、抗洪各联圩示意图，时至今日虽无淮水之忧，但水害仍为该地每年既定的防范目标。“无水发碱，有水浸渍”，不难想象戴窑在向农业社会转移时遭遇的自然逆境。那么，“灶产”后改名为戴家窑，就有其变更的理由了。它其实反映了戴窑社会经济发展路径的曲折过程。
乡镇的形成以及乡镇社会的运作，都需要特定的经济力量支撑。兴化地区借助水利之兴，东防海灌，西理淮水，大部分乡镇如东北区的安丰，开始步入稳定的农耕时期，并且通过加大粮食生产，积蓄乡村经济社会力量。戴窑却不免受制于地理条件，转入了另外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窑陶制作（即便在一个狭小的地域，这个事例也能佐证一种地理与区域经济理论）。我在戴窑接触了当地多位文化人士，他们对于戴窑“窑史”的津津乐道，尽管出于眼下正在流行的乡土情绪，却也不难让人感到其中包含了他们的一种历史与社会认知。
然而，戴窑的窑业从什么时间开始，即便像韩德粹这样的“窑工传人”（关于他和他的家族故事稍后详述），也未能确切知晓。在韩德粹自编的一本《戴窑窑文化》小册子里，主要采用了民间记忆中关于窑业的历史故事。十四世纪，离这里三十多里外的私盐贩子张士诚和他弟弟等十八人在草堰场举事时，首先响应他造反的是戴窑窑工。当地流传的说法是“十八条扁担下戴窑”“齐上戴家窑，一路兴化村”。张士诚沿北串场河到达戴窑，在窑工中组织了他最初的武装队伍，因此元末的这次农民大起义，应该说从戴窑正式开始。方志上说，起事初期张士诚的武装迅速达到“万人之众”，数字或有夸大，但既然以窑工为主体，其中人数一定不少。如果这个记忆贴近历史事实，那么可以肯定，这一时期戴窑已具备大规模的窑业生产，否则很难想象有这么强劲的武装队伍形成。比较能够得到实物支持的时间考定，是其后不久的明代初年，也就是1369年至1375年间。戴窑产出的大砖成为明王朝建造都城南京城墙的主要建筑材料。大砖形制为长44厘米、宽21厘米、厚12厘米，砖上印有相关监制官员和制作人的职务与姓名。今天尚存于南京明城墙上的这些砖块，不仅记录了当日生产地点，同时还证明戴窑的窑业生产规模完全能够满足官方长达七年的建筑需要。而当地民谣传唱“戴家窑，戴家窑，南北三座桥，七十二座窑，朱洪武南京筑城墙，一道圣旨到戴窑”，并非凭空创作，而是有史可证。至于这七十二座窑，传言为此一时期官方专令所建，是否确实已不重要。
总之，至十四世纪中叶，当大大小小的砖窑像碉楼一样分布在车路河下游两岸，这块数十平方公里的土地，因窑业而凝聚起它的地方性总体特征。其中大戴庄戴氏窑业由于位置居中，且窑群数量最大，为韩家窑（二十六座）、北窑头（二十四座）、景家窑、计家窑等众窑之首，在该地区获得代表性的命名，从而以“戴家窑”代替“灶产”，在日后乡镇版图上，成为新的经济与社会共同体。所以，也可以说戴窑以窑立镇，正是肇基于窑业生产。经此，戴窑在经济和社会人口上发展壮大为兴化地区十大重镇之一。
那么，戴窑为何能够以窑业为胜？或者说，为什么窑业会成为戴窑建构其乡镇经济社会的首选？这又要回过头来说这里的“土地之利”。前面讲到戴窑土地的性质与特点，由淮水冲泄积层之下的土层，不仅厚度达到十几米，而且是含有大量有机质和矿物质的高黏性黏土。我在前文中说过这样的土壤，这里再重复一次：那是缺少燃料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那里的农民有几年在境内东、北部荒田到处寻找挖掘这样的土壤，农民们称为泥炭，运回家生火做饭。新挖出来的土壤，在阳光下闪着油光，甚至在一些尚未破碎的土块中，还能发现完整的草叶与树叶的脉纹。戴窑的老窑工们都知道，这样的土壤烧熟以后，颜色深青，质地坚硬，制成的砖瓦非常适用于中国传统建筑。发现此土适宜制作高品质的砖瓦，或许最初的技术来自盐灶的烧烤经验与启发，但真正发展成窑业，则显然出于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经济前景的预期。在“前工业”时代的乡村，经济发展无非建立在土地资源自然利用之上，戴窑窑业作为手工业生产，亦是“泥土作业”。但“因地制宜”中，却表明戴窑的选择在当时发挥土地资源作用所能达成的可能性。事实上，戴窑为他们的选择投入了长期而耐心的努力，才出现后世所描述的无庄不窑、“云蒸霞蔚”的景象。
戴窑既以窑立镇，在乡镇社会有限的经济条件下，从盐碱水渍的土地上终于发展为一个乡村工贸型市镇，其中除大规模窑业生产外，自然还有其他因素。1998年新修《兴化地方志》中认为戴窑“砖瓦业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这种对历史的简化表述，显然未能展开其中的曲折和内涵。在目前关于乡镇社会的叙事中，如何避免将历史空泛化，实际上涉及对乡镇社会的重新认识。所以撰写乡镇地方志书，尽管可能在今天多为一种流行需要，却也不可不在客观严谨的要求下做到恰如其分。
2013年夏天，我第一次到戴窑镇，镇文化站前任站长史进与他的儿子、新任站长史传恩父子，带我去看镇东南现存的两座明窑。从比较凌乱的老镇区中心穿插而行，过了本镇有名的“端午桥”，到窑厂大门前，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泥土小路了。
戴窑老窑是1950年代县属戴窑砖瓦厂所在地，1990年代尚有工人四百六十九人，年产建筑用砖瓦四千万块，现在正准备拆迁，砖瓦坯生产车间已停产，空空荡荡看不到一个工人，只有场地上还堆积了数量不少的砖瓦，等待最后运销。史站长像我见到的那些老文化站长一样，凡与本地历史文化相关的事，仍然需要这样资深的文化人士担当，皆因他们是公认的“地方通”。史老站长对戴窑窑业历史如数家珍，他指着迎面的一座双联窑告诉我，这座窑旧称双宝窑，是在明代老窑的基础上重建起来的，老窑基还有部分保存。根据1957年的发掘考释，这里就是戴窑窑业发祥地，从前叫高窑基。高窑基共九座窑，四面环水，有八条河通向高窑基，九窑如九龙。窑废后，埋在这里的砖瓦不能拿回家，谁拿谁家失火。接着史站长重述了当年张士诚的故事，他坚持认为，张士诚十八兄弟经戴家窑起兵造反，地点就在这儿。张士诚和他的造反兄弟们从高窑基出发，一路打到兴化城里，然后西去高邮建号大周，又下江南苏州做吴王。在我关于兴化地区记述的八个乡镇中，有四个涉及张士诚，可见这个人物对兴化乡里社会的影响——没有张士诚，可能就没有兴化大规模的苏南移民，也就可能不会形成明清以后兴化特定的地方社会形态。
戴窑东为东台，西为兴化，南为泰州，北为盐城，尤其它作为兴化东乡水路码头，直通串场河，并连接着通往盐税集结、商业繁华的泰州的运盐河时，戴窑窑业才能够发挥它在建筑上的供应能力。据资料，到清康、雍、乾三代，两淮盐税最高时占到国家收入的64%，戴窑即使作为盐运水程边上的一个小码头，亦能间接受到经济的辐射，从而提高本地产品行销效益。所谓“九龙”旺地，或许并非如民间认为的那样出“真龙天子”，其政治喻义还不如经济实力更为真实。
十六世纪的明代，戴窑普普通通的窑工中出了一个传奇人物，他的名字叫韩贞，前面说的韩德粹就是韩贞后人。我多年前关于明代思想史的随笔《堕落时代》中曾写到他的事迹。今天很难想象一位在乡村底层社会生活了一辈子的窑工，可以获得学者名声。然而那时的背景正是思想开放、学术下沉的时代，附近安丰场的烧盐工人王艮，不仅从当代新儒学大师王阳明那里继承“心学”，而且能够新创以乡村平民教育为目标的“泰州学派”。正是他带头将学术下放到底层社会日常生活当中，所以韩贞才有机会从窑工转变成为名闻遐迩的草根学者。
地方志上说韩贞是陶匠，他的工作可能是专门烧制陶罐、陶缸这些日用品。韩氏家族大约在十四世纪迁来这里的大杨庄东南高地，在这儿打窑做活，他们的身份可能属于官府工役，但长期固定生产，形成了一个以窑产为主业的家族群体。韩氏窑业到韩贞已是第六代人，韩贞与他本分的父亲以及兄长们不同，他在五岁时就表现出读书写字的兴趣。传记中说韩贞总是利用做陶器的休息时间，用芦柴管在泥土上写写画画，这让他父亲和哥哥都不太高兴。但韩贞坚持自学不肯放弃，十九岁那年他到十几里外的草埝场，跟随樵夫出身的学者朱恕读《孝经》。韩贞五岁死了母亲，十五岁时父亲又染上瘟疫去世，少年丧亲之痛，更加让他感到读书明理的人生需要。二十四岁时，韩贞在启蒙老师朱恕的推荐下，终于能够到“泰州学派”的大学者王艮那里学习。起初韩贞在王艮门下扫地担水，有空时旁听王艮讲课，由于突出的感悟力、朴实的求学态度，以及对王艮“乐学”思想的切身理解，逐渐得到王艮信任。王艮安排自己的儿子王襞收他做弟子。韩贞在学识上进步很快，三年后学成，成为王艮平民哲学在兴化地区的代言人。
二十七岁的韩贞，穿着王艮老师特意赠送的儒巾深衣，回到大杨庄，他哥哥见了大骂说：“兄弟，我们家一直烧陶，你不务本业，在外游学几年，还戴着一头儒巾回来！”说到气愤处，上去打了他一巴掌。韩贞平静地回答：“哥哥说我游学忘本，四肢懒惰，其实你不知道，我只是学会了一个‘勤’，哪里会成为一个四肢懒惰、虚戴儒巾、不孝不悌的罪人呢？”尽管哥哥一直误解他，但韩贞一边在自己的窑上做陶器，一边在家乡办起学校，他的学校叫“三门学堂”，招收窑工以及附近的贫民子弟义务讲学。一本由他的弟子后来编辑的《乐吾先生遗事》里记录，韩贞在大杨庄过着贫穷的生活，不得已在三十五岁时设馆教授蒙童，收点学费补充家用。但他的大志是教化乡里，这是他作为儒学学者自觉的社会和道德责任。为此韩贞“躬身践行”，不仅通过自己对本真的坚持，表明了个人的德行品格，将人道和善的理念传布乡里社会，达到淳化风俗的目的，同时也以自己的行为表率感化乡亲。为了救济比他更穷的人，韩贞甚至卖掉了他唯一的三间茅草房，自己住进废弃的砖窑。他写诗说：“三间茅屋归新主，一片烟霞是故人。”在不了解具体情境的情况下，这句诗好像只是一种隐士的豁达，其实在完全的纪实中，韩贞那种舍己为人的良知之心，在乡村社会散发着多么大的真诚感染力。有一次，一位老农民问韩贞“良心是什么东西”。他说：“我要跟你讲道理，恐怕你听不懂，你能把衣服脱了吗？”于是老农先脱外衣，再脱内衣，剩下裤衩时，“不觉面红自惭”，不肯脱。韩贞说：“这就是良心。”老农“大笑而去”。“良心”就是最本真的东西，是出自人内心本体。由于韩贞能够身教言传，以自己的本心来讲解人生道理，因此“工贾佣隶愿化而善良者以千数”，远近到他讲堂来学习的人有几百个，“三门学堂”开讲时，门外常常堆满鞋子，可见他在乡村社会所具有的广泛影响。
韩贞1509年出生，1585年去世，终年76岁。他在乡村受到特殊尊敬，受过他教育的人爱称他“乐吾先生”，士绅们表彰他为“东海贤人”，民间则传诵他是“韩大善人”。总之，窑工或陶匠韩贞，以其朴素的思想、真诚的道德人格，以及对乡村社会的担当精神，成为十六世纪以来本地区的“乡贤”。他不仅是一个令人崇敬的历史人物，也是戴窑乡里社会历史生活中一份弥足珍贵的精神遗产。
韩德粹是我这次戴窑镇之行印象最深的人，也是给予我本地区历史和文化感最深的人。到戴窑镇前，我并不知道有韩德粹其人。我的访谈计划中，关于戴窑镇其中一个主题是“寻根”，即在这个以窑产立镇的乡村社会，弄清哪些历史根脉值得在今天乡村大幅度解体的现实背景中加以注意。显然，这样的主题需要约请访谈戴窑地方上的老一辈文化人。
访谈经过两个多小时，戴窑七八位“老人”，分别对他们居住和生活了大半个世纪的戴窑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以及社会变迁，作了详细叙说。
韩德粹带着他关于戴窑的著述来参加我的访谈，我发现，从一开始这位乡村“老者”就展现出希望靠写作摆脱这种危机感与焦虑感的坚定精神。
韩德粹1932年出生，是韩家窑人，韩贞的直系后裔。少年时他随父亲做过窑工，后来通过速成初中教育，成长为乡村干部，长期在戴窑及附近几个人民公社任职，最终担任永合区组监科长。六十岁以后，他凭借几十年的自学，成为能著书立说的地方文人。受窑工家庭的影响以及自身的生活经历，韩德粹对“窑文化”怀有深厚感情。正如他所说，窑工生活繁重辛苦、收入微薄，却是家族在乡村世代安身立命的职业；尤其作为陶匠，其中延续了十几代人的技艺，他认为值得珍视。窑业在他这一代已然消亡，为此他专心收集窑作技艺，态度执着到不放过所见的一砖一瓦，历经十多年建成一座私人砖艺博物馆，还撰写了《戴窑窑文化》一书。作为戴窑地方史的重要记录，他的所作所为是想保存并重现乡村文化。韩德粹的特别之处在于，他是韩贞的后代，其书写中透露出家族对乡村教化的自觉担当。
除了详细记录戴窑窑产历史，韩德粹对戴窑乡村历史的另一贡献是对东古庄的考古。
东古庄与邻近的西古庄，顾名思义，或许是戴窑最古老的村庄，只是名称留存至今，原址却早已湮没在一片杂树荒土之中。韩德粹为我讲述了东古庄：东古庄的发现早在1963年，当时从地下发掘出一批东古庄园围墙墙砖，然而这一发现在当时未受重视，很快就被遗忘了。因此，韩德粹的考古可以说是一次重新发现。
东古庄旧址，实际位于距现东古村二三里路、一个名为“东古竹园”的地方。我们把车停在河边公路桥边，桥下有条泥路通向丛林深处。昨夜刚下过雨，树林里十分潮湿，水汽在树枝间缭绕，小路上覆盖着各种树叶和草叶，低洼处积着水。这片土地和树林仅有七十亩，早年承包给本村农民用作林场，但经营状况似乎不佳，除了留存一片大青杨，其余地方已被肆意生长的杂树占据。这片荒芜之地，最近转包给了另一户农民改做养殖场，饲养猪、鸡和鱼。袁幸福与承包人相熟，帮我传话询问了一些情况，比如每年承包金仅需两三千元。七十亩土地只有这样一点承包金，实在算不上承包，只能说是代管，承包人的经营方式，连农场都称不上。我们一路往里走，看到鸡群散落在树丛中，自由地寻觅虫子、树籽和草籽，见有人来便四散逃窜。
以上所见，实为东古庄旧址的中心部分。所谓“东古竹园”，当年以“竹”命名庄园，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在这里并未看到大片竹园，只有一些稀疏的竹子夹杂在杂树中，且是近年移栽的。作为庄园，其主人可能多次更替，直到十五世纪后袁氏家族接手这片乡村产业，地方志上才有了关于“东古竹园”的文字记录，只是未加说明。或许，人们曾想营造一处乡村景致，一个自然静谧的乡村空间，一个由乡绅主导的乡村文明世界，“竹园”便成了乡村社会中引人入胜的象征。
我在戴窑的观察，正是寄望于这积极的一面。这也是我不惜笔墨叙述戴窑窑产历史、叙述曾承担乡村社会道义与责任的韩贞及其乡贤精神、叙述东古庄园这一地方故事的缘由。（节选自《兴化八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