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艮尺牍》里的“贤人”形象
□张海鹏
当年慕名去泰州光孝寺，发觉寺庙西侧有数进名为“崇儒祠”的院落，方知是泰州学派纪念馆，也粗粗知道王艮其人其事。多年后，由于工作原因，参与筹建泰州法治文化公园，在收集、整理泰州历史法治文化人物时，不可避免地碰到王艮其说，对王艮思想有了进一步了解。现在的人民公园东侧草坪上，三面邮票造型墙错落有致，王艮与宋代理学家胡瑗的头像东向并立，面目蔼然可亲，大理石墙上镌刻了王艮的《答侍御张芦冈先生》中的名言“盖刑以弼教，不得已而后用之。古人刑期于无刑，故能刑措不用”，反映了儒家仁政思想。在当时的头脑中，王艮理学家的古板形象根深蒂固，直到近来读《王艮尺牍》，王艮作为往辈先贤更加丰满、生动起来。
《王艮尺牍》辑录了包括《答侍御张芦冈先生》在内的22封书信，是王艮与师友弟子、地方长吏之间的往来信札，或达千余言，或不足百言，前者若《奉绪山先生》，后者如《答王龙溪》。绪山先生即王阳明弟子钱德洪，王龙溪是王畿，二人与王艮都求教于王阳明，也都是王阳明非常看重的人。相较于钱德洪、王畿固守师门，王艮更注重在平民中讲身心性命之说，提倡“百姓日用即道”，承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道德主体，认为“满大街都是圣人”，他的观点、主张在贩夫走卒、引壶卖浆者中广有影响。
有别囿于成见的刻板印象，《王艮尺牍》里展现了他对弟子向学的循循善诱，对学友论道的切磋琢磨，对大人举荐的坦陈心迹，足见君子谦德。在这些信札的字里行间，不难发现王艮如何出处进退，按照自己的心性修为在伦理道德间取舍得当、游刃有余，成为一个被人尊敬、受人敬仰的“时之贤者”。
王艮事父至孝，26岁那年，父亲守庵公服劳役每日要早起，王艮见之心中不忍，就执意替父从役。王艮心目中为人子者须要纯孝，不仅要有孝心，更应有孝行。他在《答林养初》中赞扬林养初，“来书见所述孝悌之详，非身亲履历者不能言也”。孝道就是良知一点，分分明明，亭亭当当，不用安排思索，更无须人为造作，保留初心以之事亲，“自有愉悦婉容而无扞格怨矣”，做到“父母悦之，喜而不忘，父母怒之，劳而不怨”。王艮在47岁和58岁时曾两度被举荐到地方任事，他都征召不赴，理由之一就是要侍奉父亲。他在《答太守任公》中言辞恳切，令人动容。他写道：
仆之父，今年八十九岁，若风中之烛，为人子者，此心当何如哉？此尤仆之所以不能如召也。伏愿执事善为仆辞，使仆父子安乐于治下，仍与二三子讲明此学，所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王艮在家中谨守孝道，在子弟面前身正为范，更是将弟子视同家人。《尺牍》里收录了王艮写给弟子林春、徐樾的回信，在全部信札中数量最多。林春字子仁，号东城，是泰州本地人。林春自幼家贫，午不得炊，但立志向学，苦读不辍，后在会试中夺得会元，授职户部。林春为官清廉，律己极严，从不为一己之私谋利。他在乞归奉养老母期间，一位在地方上做官的朋友想为他修葺破损的房子，被他婉拒，他转而让朋友将这两千两白银用去修缮泰州学宫。林春志行敦实，清誉很高，死后积蓄仅四两白银，由僚友买棺送归泰州。林春从学于王艮，王艮也十分欣赏林春品行。《尺牍》收录了王艮写给林春的回信，关爱之情溢于言表。他在得知林春学有所成，高中会元时喜不自禁，在信中写道“始闻高中而居要地，诚有喜而不寐之意”，师生之间心意相通，于心戚戚。他告诫林春“夫学无外政，政无外学，是故尧舜相传授受，允执厥中而已矣……有志于忠君爱民者，求其万全之策，必以此为是矣”。王艮是大致认同学优则仕的，“古人谓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为学，此至当之论”，他进而在《答宗尚恩》中进一步阐述，“进修苟未精彻，便欲履此九三危地，某所不许”。王艮对林春的期许很高，希望他能精研学理，学日益明，则“吾东城执此中而用之，则彻上彻下，是为明哲保身矣”。
与林春笃实勤学不同，王艮的另一位弟子徐樾天资甚高，悟性极强，王艮曾对他的夫人开玩笑说，宁愿徐樾做他的儿子。徐樾字子直，江西人，先后任礼部侍郎、云南布政使，后在任职云南遭逢土司之乱战死沅江。徐樾三次拜在王艮门下受业，王艮次子王襞认为在其父亲众多门人中，徐樾“于父之学，得之最深”。在给徐樾的回信中，王艮对徐樾从来不吝赞赏，对他的天资给予肯定。在《答徐子直·其一》中欣慰地说：
来书所谓即事是心，更无心矣，即知是事，更无事矣。足见用功精密，契一贯之旨，可慰可慰。
在《答徐子直·其二》中对徐樾提出的体用一原的思悟触发灵府，在回信中给以正面回应，使其思悟更臻圆熟：
来书谓：虚灵无碍，此云道之体也；一切精微，此云道之用也。体用一原，知体而不知用，其流必至于喜静厌动，入于狂简。知用而不知体，其流必至于支离琐碎，日用而不知。不能一切精微便是有碍，有碍便不能一切精微。故曰精则一，一则精。
应该说，师生之间的应和极为相得，所谓教学相长莫过于此。
黄宗羲在《明儒学案》里将王艮学说别立为“泰州学派”，以示在王阳明之后分立的“王门七派”中的特殊地位。泰州学派在阳明心学流播体系中的地位及作用，学界有过广泛的讨论，有学者认为，王艮及他的“泰州学派”，是在后阳明时代真正继承了“知行合一”的阳明学派。总体上讲，比起其他理学家的讲学先生，王艮明显地更少书卷气，更偏重于底层经验具有形而下鲜明特征的日用之道。《尺牍》里收录了不少给师友的信札，讨论所涉甚广。《奉绪山先生》中，他对钱德洪感叹“朱陆之辩，不明于世久矣”，对纠结于陆子简易（陆九渊）、朱子穷理（朱熹）认为大可不必，对此是彼非，“人生其间则孰知其是非从之乎？”，提出还是要将知识经验反射到个人内心及道德实践上。《答邹东廓先生》中（邹东廓即邹守益，是明朝正德年间名重一时的理学大家，拜师于阳明先生），他与东廓先生相互砥砺，在手札中提出“明德亲民至善”互为一体，不应支离，“世之知明德而不亲民者，固不足以与此。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者，亦不足以与此也”，“不然，则抱道自高，未免于怨天尤人，此所以为患也”。《尺牍》中还收录了一封写给薛中离的书札。薛中离即理学名家薛侃，同是阳明弟子，因其学养深厚，被阳明称为“中离先生”。王艮对“虚无寂灭之类”加以痛斥，主张“信即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意”，即便是处绝望之所也应葆有初心，反对陶渊明式的隐士，“陶渊明丧后归辞之叹，乃欲息交绝游，此又是丧心丧志。周子谓其为隐者之流，不得为中正之道。后儒不知，但见高风匍匐而入微，吾兄其孰与辩之？”
王艮作为通达理学要旨的“贤人”，免不了与当时的地方府吏交游往还，《尺牍》收录了这方面的5封信札，2封主要婉谢举荐，其他的为答复地方府吏在施政过程中的困惑。《答黎东溪大尹》中，他晓之以理，“先生为民父母，如保赤子，率真而行，心诚求之，当拟议则拟议，是故拟议以成变化，又何惑之有哉？”为官长者保民第一，不应因外界因素扰乱心志，王艮的论说也许会给这位遇境动摇的县官送去宽慰。
此外，《尺牍》中的《与俞纯夫》《与南都诸友》等篇什主要是与同门师友间的义理探讨，呈现了王艮作为平民哲学家关于性理之学的思考。王艮创立的“淮南格物”说，提出了“身道合一”，提倡“尊身”。王艮将身与道相提并论，公开提出尊身，这是宋代以来理学发展中从未有过的。著名哲学家陈来教授在《宋明理学》里对王艮评述，“他特别重视尊道，反对‘以道徇人’，那种不珍惜自己的理想，放弃自己信奉的原则而追从他人或屈服于其他压力之事，被他批评为‘以道从人，妾妇之道也’”。这里，王艮形象相当坚毅。
“谁知日日加新力，不觉腔中混是春。”如今下班总会经过人民公园，一场夏雨忽至，邮票造型墙上的图案晦暗不明，边上的几树夏花虽经风雨，却格外分明。在王艮这位先贤面前，有时真的需要低头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