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城与返乡之间
——杨明长篇小说《月上高桥》读札
□周卫彬
很多长篇小说的初试者，都把自身的经历作为审美对象，却滑入了复制人生履历的沼泽，那里有诸多历史信息甚至隐私，但唯独没有故事，不要忘了，小说其实起源于“匮乏”。当我读完了杨明这部长篇小说，似乎有些明白，他何以采取散点叙事的方式，因为他试图在每个人物身上，都投以最初的那一瞥，对过往的人与事，以唯一的方式和状态，进行了重新安排，闪动着生命重构的光芒。
这部小说几乎可以看作为一部改革开放史的缩影，但细究起来，又不仅仅如此，从离开故乡，到最后回到故乡，王浩明并没有在高桥以自我丧失为代价，而求得衣锦还乡。杨明似乎在写作中意识到，小说不仅仅是历史的产物，而是具有独立的文学维度。这是一个作家展示其思想光芒，构成作家主体性的时刻。杨明试图表达的是一代人“进城”的经验，但不是肤浅地呈现，而是以独特的一手经验，完成了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个人生活史的塑造。这种一手经验不同于对一时一地的想象，而是以对自己真实生活的描述与重构，来真正“占据”一个地方，因此“高桥”之于“王浩明”，是经过省察之后的人生，尽管杨明仔细研究了那个年代的经济、人文，乃至细化到某个大事件，如某场龙卷风造成的重大损失记录，但这些新闻事件，只是为了增强历史现场感，他想要展现的，一如罗伯特·诺齐克所言“是我们自己的生活，而不是他人的生活。”
在这部小说中，人物既是历史的存在物，又在某一刻，走出了时间。王浩明可以选择在相对稳定结构乡土社会中，重复父辈的农耕生活，但是他还是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走向城市，尽管是落榜而被迫的选择。事实上，王浩明的故乡，已经不是“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的前乡土社会格局，而是逐渐成为一种“可变的存在”，正如来到沪上的王浩明正处于村上春树所谓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尚未牢固确立”，“精神在无边的荒野中探索自由、困惑和犹豫”的状态。新的环境与身份，一方面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同时也带来苦闷和焦虑，纵观他在高桥的皮匠生涯，基本上处于孤独的边缘人状态，加之孙少平式的书生意气，颇有一些郁达夫笔下“零余者”的色彩，但惟其如此，他才不仅仅是被生活所迫的奋斗者，而是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文学形象。正如萨义德在《回到语文学》一文论及简·奥斯丁时说，真正的小说“绝不可能还原成只是社会、政治、历史和经济力量，而是相反，它们处于一种尚未解决的辩证关系，同时，处于一个明显依赖于历史而又不能还原为历史的位置。”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看到王浩明的“文学青年”身份。他身上那种既优柔寡断，又不安于现实的气质。对于王浩明而言，文学是以必然之物的姿态出现的，它唤醒了那个像“浮桥”一样的青年，让他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尽管改革开放为王浩明们提供了许多选择的可能性，但小说中很多人最终甘于成为现实的磨损之物，因为当他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他们的内心对世界的看法是不清晰的，他们并未意识到，广阔世界的大幕已经拉开。此时，“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变得非常迫切，当理想为现实所阻碍，文学为王浩明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文学使他们个体的精神性得以从枯燥、乏味的生活中稍稍探出头来，不至于麻木地完全被现实左右。通过不断地阅读、学习，王浩明渐渐意识到，只有对世界、对人生的理解更广大、更丰富、更透彻，才有可能对自己的处境，作出较为清醒的、更高意义的判断，才会心平气和地面对生活中种种艰难与挫折。这种可能性也凸显了20世纪80年代的人情世故与精神追求，特别是对“爱”的理解过程，从徘徊犹豫走向果敢清晰，这是一个人从物质的匮乏中走出来，精神逐步自我完善的过程。
人不仅是历史的零部件，也是独立的个体，从外在来看，就是停止流浪状态，而趋于稳定。王浩明很艰难地从农耕社会中走出来，最终又放弃了城市人的身份，但他似乎终于可以放下某种重负，以一种内在的形象，面对城市与故土。这是从农民到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更是一个人不断自我反省的过程。这种内在化，不是因为外界所迫而离群索居，而是源于由文学而来的精神上的内视，那是一种强大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感到彷徨，却又非常清晰地对未来的想象保持某种笃定，这种放弃既有眼前利益，而转向对远景的向往，对人本身的价值与意义的探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学形象特质，因为正是在主体的丰富性中，王浩明为“同时代性”提出了属于他的声明，阿甘本在《何为同时代？》文中说：“同时代性也就是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异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因为这种境况，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唯有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才是属于文学意义上的人。
小说有个细节颇堪玩味，百无聊赖的王浩明抓起水泥地上“通体褐黄透亮的蚂蚁”，看它四面突围，此处的“突围”亦有自况之意。而当他想起从事的工种，仅仅是一双皮鞋几十个工序中的一个流水线环节，他继而发出浩叹：“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门手艺。这样下去，改变不了现实，更改变不了人生！”从“蚂蚁”到“工种”，我们可以视为一种隐喻：从命运的突围，到人生的自觉追求。这种远距离将自身命运视为审美对象的方式，乃是一种现代性的“游离”姿态，按照柄谷行人“内在的人”的观点，风景只有那些不关心外部的人才能获得，表现在王浩明那里，很多人已经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物质条件之时，王浩明并没有竭力想挣脱和超越他出身的阶层，而是从对相距较近人群的观察中，回到人的本体性思考，即自我如何认知世界，以及追求何种价值。因此，小说中有许多无以名状的孤独体验，这些构成了小说中的诗性成分，溢出了习焉不察的日常，预示着巴赫金所言的“人的形象开始移向私人生活”，最终，在不同人物命运的耦合中，形成了重新结构的自我。
也就是说，杨明的写作目的，不在励志史，而是回到文学的本真性，是对“我”的重新发明。事实上，很多小说因为局限于个人封闭的经验，而失去了真正的个人史，所以雷蒙·威廉斯在论及传统与现实主义的检验准则时说，“具体地表明从思想到感情，从个人到社会，从变动到安定之间的生气勃勃的互相渗透关系。”也就是说，小说塑造的“我”，某种程度而言，是一个“有意义的他者”的形象，既是讲述者，也是见证者，既有自身的缺陷，又在社会的变化和命运波折中，承担起人本身的责任。王浩明既经历过封闭的前乡土社会，也徘徊在现代流动性的伦理格局中，由此在小说中构成了“本真性伦理的转向”，查尔斯·泰勒在那部著名的《本真性的伦理》中说，“这是当代文化的大规模主观转向的一部分，是一种新形式的内向（inwardness），我们以之视自己为具有内部深度的存在物。”王浩明从皮匠到律师，并不是在反抗命运，而是始终以敞开的姿态，与外界的人与事进行对话，这种对话关系，迫使他在徘徊中自省，在自省中明辨，从而形成自我教育，这既是他后来为刘老师辩护的深层动因，也是现代社会给予王浩明的思想启蒙：人可以通过主体性的实现，来创造自己的生活。
这也让我想起海德格尔所言的“存在”，不仅是真实的生活，还是对生活可能性的“发现”，从进城到返乡，杨明提供了一份属于他的样本，转型期的环境、成长、遭遇等等，那是从本体论的更高层面，进入自身的现实，从而召唤小说美学的降临：以一种游移的姿态，重建生存的尊严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