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魅祛魅与双线耦合
——论曹学林长篇小说《船之魅》
□姜广平
曹学林长篇小说《船之魅》，将现实悲欢、历史返魅与祛魅的书写榫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文化观照下的历史与现实的互嵌与渗透、历史与文化的双线耦合，而昨天的故事与当下的故事拱顶结构的艺术，则又表现了作家在小说结构艺术方面的追求。
小说以大堰县扬剧团编剧赵吉的视角展开，并以赵吉与龙湖小学教师田采薇的爱情纠葛这条次生性的线索，引出了龙湖镇三代人在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下的文化生态和日常生活，同时，借助于对篙子会历史文化的挖掘与想象，展示了东垛、龙湖以至大堰这一片紧邻上河地区的下河区域的文化与历史。
一、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的《船之魅》
关于《船之魅》，我们遭遇的第一个难题是，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纵观全书，《船之魅》在人物设置方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全书似乎并没有中心人物。此外，在人物设置方面，《船之魅》所设置的赵吉这一角色，则具有着小说修辞的作用，赵吉是所有事情的见证者与记录者，他又是全书的叙事主角。这一人物形象的确立，是《船之魅》这部作品的一大特色，也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修辞上的成功探索。
进而，我们发现，如果从赵吉的角度来看《船之魅》，赵吉这一人物，他还是龙湖镇历史与文化的探访者与挖掘者。他此行的目的，不论是想写一部戏还是想以一个外乡人（上河人）的身份见证里下河人的文化与生态，我们都可以至少给出如下一个结论：
《船之魅》其实可以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只不过，这里的历史，是以返魅与祛魅的互逆方式呈现的。因而，我们认为，与普通意义上的历史小说形式不同，它的文化特性，决定了这是另一种质地的历史小说。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从海登·怀特开始，历史回归于叙事。在海登·怀特《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这一本书里，海登·怀特提出了文学介入历史的方式。
曹学林的意义在于，他实现了海登·怀特以隐喻、修辞和情节化来对历史进行叙述与演绎的方式，不仅如此，他还将文学介入历史的方式以文化的形式呈现出来。
曹学林是不是赵吉？这一点，我们不便去猜测与臆想，但是，有一点，曹学林是在努力靠近历史，并企图重拾很多作家在历史叙事过程中所丢失了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丰富性与细节性。曹学林借赵吉这一人物，探寻并挖掘了一种文化历史，同时，我们也可以认定，书中双数章节的部分，是赵吉的历史文化想象。
这样，我们就意识到一点：在篙子会隆重演出的盛大场面上，篙子会这一群体，以柳一篙为象征，引发了一次次水乡狂欢；篙子会在赛船会之后息隐江湖，则以另一种方式引发了一次次水乡日常生活背后的想象与探问，譬如，篙子会参与抗日，表明了篙子会在息隐时也仍然坚硬地存在。作品中还借各种人物的叙述和历次企图恢复篙子会的原初形态的情节，表明了篙子会的历史有着某种传承，但更有着令人痛心的断裂。而改革开放后的篙子会活动，则又多少可以看作是一种断裂之后的文化修复。当然，这一切，以历时性与共时性同在的方式，同样表现了篙子会是一种坚硬的存在。
而且，这一切都表明，篙子会背后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存在。曹学林借小说的力量告诉读者：文化本身的力量，是任何一种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所无法改写也无法取代的。
《船之魅》还试图呈现一种对文化的打捞与修复的努力。作品以赵吉所在的大堰县扬剧团参加龙湖镇篙子会演出起笔，这时候的篙子会，其实是在历经了半个世纪左右的断裂之后已经得到了完全的修复，从形式到内涵，都已经形成了与篙子会自身历史本体的对接。作品将这种打捞与修复的过程，巧妙地嵌进篙子会本身的历史过程中，使之成为篙子会历史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这样，我们便发现，在曹学林的叙事话语中，篙子会的起源与历史传承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话语源，成为一种坚硬的实体性的存在，而对这种话语源和实体性存在的切断与毁灭，一方面构成了当下的故事，也成为叙事主角赵吉探索与采访的冲动的本因。
所以，我们看到，《船之魅》具有浓厚的家族叙事的色彩，更具有浓郁的地域文化与历史的叙事色彩。因而，定位其为文化历史小说或者历史文化小说是至为恰当的。
从小说性质出现的这种文化的与历史的耦合式特点而言，可以说，曹学林这部《船之魅》以书写“历史——文化”的耦合双线结构，而成为当下里下河文学流派中的重要作家，其耦合双线结构在拱顶处的焊接，作为结构艺术的上乘佳作，也是在诸多作家中所少见的，是里下河文学流派的一个重大收获。
二、返魅与祛魅的耦合
如前所述，《船之魅》的人物关系设置是颇具匠心的。我们发现，这部作品似乎并不着意于人物的塑造。人物视角的安排，使这部著作的结构呈现出难得的放射型特色，你很难找到这部著作的主要人物。当然，我这样论述，并不是说这部作品的人物塑造方面用力较弱，事实上，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上面，至少为我们贡献出了两个血肉丰满、性格多重且多维立体的人物形象：柳一篙与沈红菱。但他们似乎又不能作为作品的主人翁。这部作品的主人翁，其实更应该是龙湖镇的文化。
人物设置方面的这一重要特点，也使小说的二元耦合双线结构特点表现得非常充分。
如前所说，《船之魅》其实写了两个故事：一个是昨日的故事，一个是当下的故事。昨日的故事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活跃在大堰地区的抗日民间组织篙子会会头柳有志即柳一篙为主要人物，涉笔至经营药材生意的乡绅济生堂李恒义、柳有志的妻子沈红菱等一代人的情感纠葛与生活；当下的故事则是以柳大勇、田采薇和柳金贵这两代人为中心，也即是柳家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为主，着眼于对地域文化与历史的追寻、打捞与修复。两个故事，其实都是在写柳家，昨日的故事，着眼于文化与历史的呈现与展示，第二个故事，着眼于对文化的挖掘与修复。
两个故事，在小说的第十五章完全绾结在一起，使小说形成了一种非常精致的拱形结构。而绾结点，我们认定为正是这部作品的主人翁：龙湖镇的文化或篙子会本身。
正是这一绾结点，使这部作品具有了历史的返魅或复魅的特征，同时使这部作品的祛魅化过程也精彩纷呈。这便使这部作品的文化厚度在里下河文学流派诸多作品中独树一帜而出类拔萃。
《船之魅》一直在对船之魅的原初状态进行还原，这种返魅活动，我们上面论述过，又一再遭遇断裂与切割。直到改革开放之时，特别是台湾亲人回归之前，所有的返魅或复魅活动才圆满落幕。然而，艺术的遗憾在于她的悖论式的存在，我们看到，在形成一种文化高潮的同时，整个篙子会的历史与传奇所富的“魅”之力也在返魅或复魅活动圆满落幕之际尽皆祛除。
祛魅理论非常完美地诠释了《船之魅》中所叙述的篙子会的历史与现实，即传奇历史的神圣性与自行解构在小说的情节发展中、在人物的情感与心理活动中，渐次使读者阅读期待中的祛魅期求得到了最后的满足。
所以，我们如果将《船之魅》与上述先锋时期的作品相比较，就会发现，现在，曹学林期求在历史的祛魅效果形成后，抛弃了寓言的力量，而使另一种力量得以形成，那就是——文化力量。这样，曹学林就使自己面对着双重的难题与困境，一方面，他是在现代语境中演绎巫性的意义与存在，另一方面，又在力图使这个水乡世界在祛魅之后增强文化的力量。
祛魅后的世界，则显露出其本来的物性即自然本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船之魅》面临着的另一重难题便是，在祛魅化之后，复魅化的世界赋予人们以道德的灵光与心灵的感应的东西消失了，人们又如何重建道德的力量？
在这一方面，似乎作者没有给出更多的深入思考。
也许，这仍然是主题设定的需要：《船之魅》着力展示的是文化，或者是历史——文化这种耦合式双重结构的整体与圆融。
三、《船之魅》中隐伏的道德红线
但是，非常意外，《船之魅》中仍然隐藏着一条道德的红线。
我们说过，《船之魅》中的人物显然因为宏大叙事的格局而处于一种次要位置。
但是，道德力量的出现或生成，在《船之魅》中，除了借助于返魅方式所产生的道德力与神灵力量，还必须借助于人物形象。
这样，我们便自然而然也无法回避地要谈到小说的核心问题：人物。
《船之魅》中刻画得极其成功的是第一代人柳一篙、沈红菱和李恒义这几个人。
柳一篙的神技、沈红菱的心灵背负、李恒义作为一旧乡绅所具有的天然的弱点，在作品中都得到了立体的呈现。且柳一篙在得知妻子失身李恒义后的颓废与消沉，则成为作品中极其动人的篇章。而沈红菱一生的心灵背负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才得以释怀，也让人感慨不已。至于乡绅形象的李恒义因误解了共产党的政策而退逃台湾，与此同时，也一直背负着对柳一篙夫妻的歉疚，也塑造得极为丰满。可以说，曹学林在谋划大的叙事格局的同时，仍然腾出手来用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且打造得如此血肉丰满，实为难得。
这三个人物的组合，除了合奏出了别具心肠的人伦恋歌以外，也似乎涉及道德的追问。但是，客观上说，这三人组合，也似乎没有形成更具特别的道德力量，且这种道德力量，也并没有在作品中形成重要的文学元素。
当然，因为主题的设定，作家锁定的是祛魅之后的道德力量的追寻，这样，我们就发现，作家仍然在着力挖掘着第一代人身上的道德力量。譬如，柳一篙的血性、担当和淡泊名利，李恒义的大义当前的担当，都足可以是一种道德力量的显现，也足可以形成对第二代人与第三代人的情感辐射与道德辐射。而且，作品最后的拱顶的形成，恰恰是因为二勇的回归。二勇，即李勇舟，就这样成为拱顶中那个最为突出的尖顶，联结起柳、李两家的情感，化解了几十年历史风云中的隔阂与疏离，也是这个人物的出现，使作品的最后祛魅化得以完成。
但完成祛魅之后的道德力量重建的，恰恰是柳金贵这一个第三代人物。
显然，《船之魅》中柳家第三代人柳金贵无疑是失范后一代人的典型。柳金贵放纵、堕落、追求物质享受，都可以折射出道德失范的时代所具有的一切特点。甚至，我们生活中的人，也都能在这个人物身上找到自身的影像。曹学林在塑造这一人物时，显然，也是非常着意与用力的。我们从作品中用足了的悬念效果便可以发现这一点。作家借这个人物引发人们的深思：约束我们的道德力量是什么时候悄然丢失的，但是，又是在什么时候悄然回归的？
作品中最后这一人物的回归，固然使作品有一种大团圆的圆满，但毋宁说这是一种在拱顶相逢的圆融。如果说二勇是拱顶处榫接的关键，那么，柳金贵则是拱顶处的另一个重要的榫接点：我们说过，当作品的返魅与祛魅需要另一种力量出现时，那么，柳金贵人性的回归，则正好表明了作品返魅祛魅两种相互抵消的力量最终并未归零，而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合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柳金贵这个人物既是柳家第三代唯一的男丁，是香火传承中的重要人物，同时也是另一种力量得以薪火传承的重要人物。
这样看《船之魅》，我们便不得不膺服于作家曹学林构思之精巧与缜密，同样，也不得不叹服一点，写作《船之魅》之时的作家，他只听从了文化力量驱使下的文学直觉力量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