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抒情中审视，在枝叶里还原
——评王尧的散文创作
□邱田
在当代文学中，学者王尧是难以忽视的存在。无论是作为研究者抑或评论家，他关于文学史的研究，对于文学批评的介入早已建筑起一位学者的声望。以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向度，关注文学与现实的关联，他试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之间寻求打通的可能。如果说早期研究体现了王尧作为知识分子的忧思与自省，后期关于“过渡状态”“思想修辞”“关联研究”“底层叙事”的一系列文章则显示出他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感知能力。从“小说家讲坛”设立伊始，王尧在“文学现场”的存在感愈来愈强，他关于汪曾祺、莫言、阎连科的评论亦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之作。
然而，王尧的能量与野心似乎不止于此，近年来他作为散文创作者的身份屡屡被人提及，大有与学者身份平分秋色之势，渐至引起学界的关注与兴趣。“知人论世”，王尧散文的研究大部注意其学术研究与散文创作之间的联系，梳理散文书写对理论思考的践行，探讨学术文章与文学书写的相通，这既增强了学界对学者王尧的理解，也为读者提供了王尧散文的初步印象。这种研究方式对评论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既要有深厚的学养，更需要有足够的自信。因为“评论不在阿谀作者，不能苛刻作品，只是就人与时代与作品加以综合，给它一个说明，一种解释”。作为后辈，面对学者，天然带有三分敬重；评论师长，难免含有两分惶恐；如果套用罗兰·巴特“作者已死”的理论，隐去王尧的学者身份与学术成就，单就其散文文本进行评论或许能获得更加直接的官能感觉与更为纯粹的审美评判，毕竟文学之所以为文学，首先在于审美价值。杨绛曾写过一篇评论简·奥斯汀的文章，题为《有什么好？》，此处我们不妨借用，问一声：王尧的散文有什么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王尧的散文不断刊发于各类报纸杂志，虽然写作节奏有快慢涨落，但对于散文创作这一领域，他显然有着不亚于学术研究的热情。从《把吴钩看了》到《错落的时空》，从《纸上的知识分子》到《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从《沧海文心》到《日常的弦歌》，王尧描摹景物，勾勒人像，书写世态人情，追忆前尘往事，诘问历史也议论时政，书写内容辐射至人世的各个角落，也流淌过他从青涩到成熟的人生。早年《东方文化周刊》《读书》和《南方周末》的专栏，近来的《收获》与《钟山》，再加上散见于各个期刊的文章，王尧的散文写作绵延日久，连读者恐怕都已更迭了几代，喜欢的读者会思忖一下有什么好，不欣赏的人更要追问一句有什么好？无妨将历年的散文，并置一处，选材与视角、叙事与方法乃至于文体的探索都分门别类缕析一番，从中或许能更好地抉发其写作风格与文学趣味。
王尧的散文从写作题材方面大致可分为三类：近两年书写战时“陪都”重庆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系列的历史散文；以“纸上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带有议论色彩的杂文系列；以及摹写个人与时代、风物与生活的抒情系列，这其中还包含小品文，如早年“日常生活的修辞”系列。无论是随笔、杂文抑或历史叙事，王尧散文中始终洋溢着温暖的情致与诗意，蕴含着浓厚的个人气息。
《文心雕龙》的《物色》篇中提到“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文章原是有所感而发于语言、成于文字，但“文生于情，然而情非文也”“艺之成败，系乎才也”。心中所感是否有足够的笔力表达，是散文成败的重要一端，这就不免涉及方法、特色、文体，以及文章是否富有神韵。身处不乏“清风明月”“白日春林”的苏州，王尧的散文也浸染了江南的婉丽，同时又带有几分素朴。
如果说描摹静态的景物较为容易，只要静下心来工笔描绘总不至于走样，那么摹写人物的性格则类似写意，几笔线条就需勾勒出神韵。多年前曾在《读书》杂志上读到一篇王尧写张充和的散文《为何又是“最后一个”》。梁实秋写张充和，文字简练到只有才女、善昆曲、出身大家等符号化的信息，丝毫不能增加张充和作为一个真人、活人的印象。王尧与张充和的接触极其有限，他笔下的充和却是活灵活现的，例如写到盖章时充和幽默地调侃，“我盖的章都有些歪，盖得正的就不是我的。”谈到胡适等故人，“说到一些细节时，张先生会情不自禁地笑出来。”王尧笔下张充和性格中有坚持的一面，纵然是好友靳以的百年寿辰，但因为是鲁迅博物馆主办，她便婉拒题字，“我和鲁迅先生没有关系，就不写吧。”文章中写到的这种性情的坚持，这种旧式文人对朋友圈的分割，既还原了人物也走近了历史。诗书画所代表的是技艺还是精神？王尧眼里的张充和不止于才女，更是文人；她的文化底蕴不止于学问，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在日常生活的趣味或文人墨客的往来中抒情似乎是便利的，代表着某种情致与旧式的况味，但这种抒情总归是细微而琐碎的，似乎与人间的大道或严肃的思考不协调，然而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中，抒情或许可以另具深意，不仅仅在于具象，亦可在于抽象。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里说：“事实上如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成一种抒情看待，问题就简单多了。因为其实本质不过是一种抒情。特别是对于生产斗争知识并不多的知识分子，说什么写什么差不多都像是即景抒情。”此处“‘情’既指人的内心情感，也指（实际或观念的）外在情境。‘物’则意指世界的种种存在，包含世路人情、山川草木乃至天地运行之道。当物质性的‘物’与情感性质的‘情’产生互动，文学的创作力于焉爆发。”在此意义上，王尧其他类别如议论性的散文同样别具抒情的意蕴。虽然不是“释愤抒情”（鲁迅语），但亦是一种“情绪的释放”或“自我调整”（沈从文语）。
在《眺望与想象》中王尧回忆了当年故乡的小伙伴们，有他的“闰土”，有当年的同桌。离开故乡的同学不少，甚至可能与他同在一个城市，不过他们从事的是拾破烂、油漆工之类属于“农民工”的工作。在世俗的评判中这些故乡的同学们或许属于“底层”，但他们的自我认知却是“我们都出来了。”在这种差异性的叙事中，王尧展现了乡村中仍然保有的完整人格，一种自然的人生状态，同时与文学中的某些“底层叙事”构成一种不动声色的对照。或许正是这种“对土地和小人物的忠诚”使得王尧笔下的故乡始终有一种自然亲切的抒情基调，但这情致始终建立在现实的基石之上，没有煽情与改写。
在历史散文的写作中，王尧延续了他以往的写作特色，以抒情的方式还原情境，引领读者回到现场。这种“现场感”是读者能够进入王尧话语体系的关键，而浇筑起这种“现场感”的则是种种日常的细节，甚至是一些看似琐碎而无关的细枝末节。王尧散文里有着各式繁芜的枝枝叶叶，他会写天气、饮食、衣物、居所，有时候上课、吵架甚至午睡也会写入文章，乍一看似乎与他所要谈的精神、气节、思想、时代无甚关联，可一旦删除这些枝叶文章就会立刻丧失生机，读者穿越时空与历史相遇的通道似乎也会随之关闭。枝叶有这样重要吗？忽然想到鲁迅在《“这也是生活”……》中写过的一句话：“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人们总是关注伟大的，重要的主体，在意作为结果的“花果”，却往往忽视那些生活的，日常的细节，恰如鲁迅所言，“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给名人做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作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这些重要的“枝叶”却往往被修剪掉了。因为“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
原来王尧是那个还原枝叶的人。散文中写到的那些人物在历史中的抉择，他们的事功我们已然在历史教科书中读过了，那些是他们的精华；然而对于这精华是如何得到的，他们又在怎样的情境下作出选择，这种抉择是容易的还是痛苦的，他们是决然的抑或犹豫的，这一切所有的枝叶我们其实并不清楚。
朱自清的再发现是王尧散文中相当成功的一例。读者熟悉朱自清的散文，也熟悉他爱国学者的形象。重新为这样一个“经典人物”塑像是危险的，也是艰难的。王尧笔下的朱自清气韵生动，他易感、谨慎、正义、犹疑，种种复杂的性格面相都被重新发掘，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世人眼中视朱自清为大师的典范，王尧却怜他是“大时代中的一名小卒”；我们赞扬他是爱国学者，王尧却更敬佩他那“最完整的人格”。文章中特别写到了朱自清与闻一多之间存在张力的关系，他们相互尊重但性格迥异，彼此相惜又时有龃龉，在大的关节上总是能够互相理解、接受和支持。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真实，也更加令人心生敬意，丝毫无损于人物的高贵。鲁迅曾讥讽报纸上“教人当吃西瓜时，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像这西瓜一样”，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毫无功效的说教，因为“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王尧笔下的朱自清正是这样的战士。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的形象之所以如此饱满，在于史料的丰富，视角的多元，性格的还原，想象的贴近，结构的变换，这一切综合起来恰恰达到一种能量的平衡，营造出一个光明洁净的意境。
无论是王尧的历史散文抑或其他散文，他书写的目的或许都是同一个，即“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远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