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历史上的篆刻名家
自古书法与篆刻同源，明清时期许多书法家也是篆刻家，泰州历史上的篆刻家很多，最具代表者应属清代著名书法家、篆刻家吴让之，吴让之本是仪征人，自咸丰三年（1853年）54岁的吴让之因避乱而长期寓居泰州，寓居泰州的十余年，度过了其最后的艺术生涯，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创作时期，很多代表作都出于这一时期。
吴让之（1799-1870年），原名廷飏，字熙载，改字为让之，号让翁，晚学居士等，后以字行。是清代包世臣的入室弟子，行草书学包世臣，篆隶及篆刻取法邓石如，发展完善了邓派篆刻艺术，形成“印从书出”“刚健婀娜”的艺术特色。对后来的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来楚生等书法篆刻家均有影响。不仅在晚清书坛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在明清流派篆刻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吴氏的一生跨越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个皇帝，他曾在一方《再生人》朱文印的边款上刻曰：“咸丰三年由扬避乱来海陵”。先后寄寓在姚正镛、岑镕、陈守吾、朱筑轩、徐震甲、刘汉臣等泰州名士家中，开课授童，唱和治印。现在泰州市海陵区迎春路靶场巷有韩天衡题匾的“吴让之纪念馆”。
与吴让之同时期的泰州篆刻家还有朱晋源等人，朱春舫，字春舫，善篆刻，工词赋。清中晚期泰州精篆刻者还有徐大榕、王辂、王昆源、费文溶、谭德钟、石抱中、陈祖武、陈祖通、刘振疆、许桂芬等人。
徐大榕，字邑曹，号东楼，有《武王十七铭印谱》和《汉十八侯名爵印谱》；王辂，字乘之，号云轩，有《陋室铭印存》；王昆源，有《笼鹅斋印谱》；费文溶，字鉴波，有《海陵费氏印谱》；谭德钟，有《海陵书画舫》；石抱中，字朴存，15岁早卒，有《石神童诗》；陈祖武，字绣孙，号石耘，精于书、画、篆刻；陈祖通，字小鹤，学陈鸿寿风格；刘振疆，字实君，号辉宇，有《朱子家训印谱》和《阴骘文印谱》，被誉为“江南铁笔第一枝”；许桂芬，字秋舫，号艮心正、铁耕子，有《得古欢斋印存》；孔昭回，字兰孙，能诗文善篆刻；江润，字福山，有《百二甲子图》；江光彦，字笔山，工诗文善书法，尤精篆刻；成沂，字子清，晚号古顽，书法学何绍基、邓石如，精篆刻；成桂馨，字景颜，有《性存堂印谱》；薛树人（仁），字百获，工古文善书法，尤精篆刻。
侨寓于泰州的篆刻家有：张逢源，字石渠，侨寓兴化，印法秦、汉；吴芝轩，歙县人，寓居泰州，有《芝轩印谱》；康宗沅，字少秋，晚号拙老人，丹徒人，晚年寓居泰州，有《桂阴堂印圭》。
民国时期泰州印人有：沈达，字筱庄，工篆刻，清末供职于北京铸印局；杨浣石，句容人，移居泰州，有《水晖阁印掇》和《杨浣石印存》等。
泰州书法篆刻历史
发展的主要特征
（一）书论并重，书印并举。
泰州书法史上崇文之风显著，在泰州书法史发展过程中，书法创作与书法史及书法理论的研究一直相伴而行，并且涌现出了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巨大的著名书法史论家。这一特点源于泰州崇文传统的影响。
泰州书法史上，不仅书法名家辈出，而且篆刻家也很多，体现出书刻并举的显著特点。这种以书入印的风尚，一方面缘于艺术门类发展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则体现出书法致用和道器相融的思想，这种特点的形成一方面与文化风尚相关，另一方面也与物质繁荣相关。
（二）家学滋衍，风格多元。
有学者认为泰州历史上没有形成有影响的书法流派是一种遗憾，但实际上泰州书法史上名家辈出，虽然没有形成相对固定、统一的流派或风貌，但其恰恰体现了书法审美内涵的丰富性，这与历史时期泰州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文化艺术交流活跃，审美文化多元交融等历史地理特征有密切关联。
就明清时期的泰州而言，生活普遍较为富裕，长期安定祥和，涌现出了许多文化家族。传承了家学庭教的传统，在传统的诗文、经史以外，致力于传统艺术的传习，在文学艺术上家学滋衍，代有其人。
（三）包容涵纳，不囿本埠。
明末清初时期，由于发迹的盐商们对文化的向往吸引了全国各地的名商、富贾迁居泰州或留寓泰州，他们与本地文人诗酒唱和，切磋笔墨，以文以乐交友，以书以画会友，形成了浓郁的文化艺术交流氛围，活跃了泰州艺苑文坛。在这样的历史人文现象和社会环境下，泰州城形成了“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饭后听评话，入夜赏戏文”的地域文化特征，进一步推动了包括书画篆刻在内的泰州诸多艺术形态的发展。
总之，梳理和研究泰州书法史，不仅有益于推进以泰州为中心的区域书法史研究进程，而且也会推动江苏书法史乃至中国区域书法史的研究，丰富中国书法史的研究。对其进行专题性或系统性的研究，无疑是对中国当代书法史研究的必要支撑。研究泰州书法史，复原史实，分析特点，总结规律，为当代书法研究与创作提供借鉴和启发，必然会丰富泰州当代书法创作文化内涵，推进创作实践。另外，作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深入研究包括书法篆刻在内的泰州文化艺术发展形态，会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