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文学是在特定地域出现的复合性文学，依托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泰州区域文学与较大规模居民迁徙、本土与外来作家艺人交流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先秦以来，泰州历经几次大规模人口迁移，既是一种文化融合，更是一种文学交流，具体呈现在唐宋文人笔下诗风词韵之中，存在于施耐庵《水浒传》水乡沼泽之中，表现于吴嘉纪眼中的盐丁灶户，描绘出郑板桥诗词中水乡船民，更氤氲着泰州人文三水的千古激荡，彰显着“汉唐古郡、淮海名区”海纳百川气度与胸襟，传递出泰州这座古老而又年轻城市的独特文化魅力。

正如王国维承清儒焦循所见，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泰州文学史上，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明清小说，乃至近代白话文诗歌、散文，都代有名家名篇，蔚然大观。仅以诗歌而言，描写泰州或与泰州有关的作品不胜枚举。唐代王维、刘商、张祜等，或亲至泰州，或诗咏泰州。范仲淹、苏轼、陆游、贺铸等诗词大家，也均有佳句吟咏泰州。民族英雄文天祥在泰州写下《泰州》《发海陵》等名篇。明代储巏描写泰州水乡风情的“北望江乡水国中，帆悬十里满湖风。白苹无数依红蓼，惟有逍遥一钓翁”一诗，泰州人耳熟能详。

壹

唐代泰州地区文学活动，很少看到本土作家创作，更多是外地作家与泰州地区有关创作。这些外来作家，他们用诗文给泰州文学添色，也给泰州文学增添了多元化特征因子。

唐代许多著名诗人笔下都写到了海陵，如大诗人王维就写有《送从弟惟祥宰海陵序》。诗人眼中，唐代泰州是一座“江城”。他用少见的宏大气度描摹了海陵壮景：浩然之波远接天际，放眼望去，海潮澎湃于天地之间。这是泰州的水，也是水的泰州。唐玄宗时江阴县令李嘉祐写有《仲夏江阴官舍寄裴明府》，重点描写了古海陵地区坐江临海地理位置，对海陵“水城”特色描摹极为细腻。中唐著名诗人张祜亲身到过海陵，写下了《题海陵监李端公后亭十韵》。中唐诗人鲍溶也写有《寄海陵县韩长官》。

海陵屡屡出现诗文之中，这是唐代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结果。王维、张祜等著名诗人用生花妙笔对海陵进行多情书写，推动着泰州文学飞跃发展。

宋元时期，泰州涌现出了王观、周煇等本土文人，标志着泰州文学文化步入了成熟发展期。泰州本土文学逐渐登上了文艺舞台中心，并受到人们关注。

北宋泰州周氏为海陵望族，宋初以来，世代簪缨不绝，在泰州文化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周氏原籍四川，定居海陵，始于周敬述。“踏花归去马蹄香”这一脍炙人口名句即出周敬述《芙蓉堂》。周邦，字德友，号松峦，颇有文才，尝从诗人苏库、陈序游，经常互相唱和。《清波杂志》载有他绝句二首。

随着泰州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更多外地作家由于种种原因来到泰州，他们或仕宦，或逆旅，在泰州留下了不少佳篇妙句，记述了泰州历史与风物，为泰州文学增光添彩。

徐铉，五代宋初著名文字学家、文学家。南唐中主李璟时，试知制诰，因得罪权贵，贬泰州司户掾。徐铉精通文字学，与弟徐锴齐名，号“二徐”。

北宋时期，不少著名文人都曾游宦泰州，其中几位后来仕至宰辅。他们在公务之余吟诗作文，泰州文学呈现出空前繁荣景象。

吕夷简、范仲淹俱为北宋名臣，他们曾先后到海陵西溪盐场任职。吕夷简写有《西溪看牡丹》。天禧五年（1021），范仲淹任海陵西溪盐仓监官，逢春时节，牡丹盛开，春意盎然，范仲淹触景生情，写下《西溪见牡丹》。

同是牡丹题材，以花自喻，两首诗都表达了对京国思念和向往。吕夷简诗基调悲观，充满了贬谪海角颓废之感，而范仲淹诗语调隐含乐观，谓西溪牡丹不择地生长，饱含自信。

范仲淹在泰州不仅民生事功让百姓铭记，其倡领文学之风也被历史记忆。《（崇祯）泰州志·艺文志》保存了范仲淹《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犹可仰见当年诸贤高远风怀。诗中提到许元、周梦阳、查道、徐神翁、陈豆豆、唐甘弼，都是泰州本籍名人，可见当时泰州文学创作繁荣。诗中“君子不独乐”情怀也被视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先导，为此后泰州文学中悲悯情结和忧民色彩开了先河。

刘攽，字贡父，号公非。宋仁宗庆历进士。他因反对新法、言语无忌被贬为泰州通判，写有《自校书郎出倅泰州作》，表达自己心情。苏轼曾作《送刘攽倅海陵》为别。

曾致尧，字正臣，著名文人曾巩、曾布祖父。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以户部员外郎知泰州，留下了不少诗作。他以州府内六座建筑物为题，题诗六首，合称“山亭六咏”，表现了作者对积翠亭清幽环境的欣赏及其为官泰州的闲适心情。曾肇，字子开，曾巩、曾布之弟。哲宗绍圣四年（1097）知泰州，以其祖、父并肇三世均官泰州，于州治内建“三至堂”以为纪念。又专为纪念祖父建了一座“六咏亭”。他作有《海陵春雨日》。

贺铸，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有《庆湖遗老诗集》二十卷。元祐八年（1093）十月，贺铸携家东归山阴未果，遂改道海陵探亲，于十二月抵海陵。此后一年，一直寓居海陵，至绍圣二年（1095）正月才回京师。写有《题海陵开元寺栖云庵》。

六年后，贺铸流寓海陵。寓居海陵期间，其诗由前期愤怒、悲慨转向淡漠精神状态。《题海陵寓舍四首》描写了诗人所处环境之恶劣和生活之凄苦；《海陵西楼寓目》抒发了自己家园之思、归去之心。

元丰年间，福建人黄子理任海陵司法参军，思乡情发，写了一首建溪梅花诗，寄给好友秦观唱和。秦观作诗之后，又寄给参寥、黄庭坚等好友，苏轼、苏辙、参寥等人又先后和诗。黄子理原诗已经散佚不存，秦观等四人和诗留存下来，成为宋代泰州诗歌史上杰作。

南宋时，知州陈垓又于藕花洲上修起浮香亭，将苏轼、苏辙、秦观、参寥等四人《和梅花原韵》诗刻于石壁，称“四贤诗”。此间，陆佃、晁说之绍圣唱和，李纲避乱泰州唱和，贺铸、吕本中、韩元吉、韩驹、孙应时、宋伯阳等人在泰州也多有文学创作。

尤袤，字延之，无锡人。曾任泰兴县令，与范成大、杨万里、陆游并称“中兴四大诗人”。方回《跋遂初尤先生尚书诗》亦载：“中兴以来，言治必曰乾、淳，言诗必曰尤、杨、范、陆。”尤袤任泰兴县令，率众修筑外城。金兵南渡，扬州失陷。泰兴外城坚固，得以保全，吏民为立生祠。淮南乱后，官吏不思安抚，反置山水寨，百姓深以为苦，尤袤窃悲哀之，作《淮民谣》为民请命。

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在逃避元军追捕过程中，写下了很多诗篇记载自己经历，结集为《指南录》。他逃离真州后，辗转于三月十一日抵泰州，写下了《泰州》，离开泰州时又写下《发海陵》，和泰州有关作品还有《发高沙》《旅怀》。“海陵若也容羁客，剩买菰蒲且寄居”，作者写到此处，发问泰州能否收容他这漂泊客人。文天祥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洋溢诗中，成为泰州文学刚健壮烈一页，也成为泰州人民宝贵文化精神。

元代立国不足百年，蒙古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科举时兴时废，开科时间很短，汉族知识分子的仕进之路被堵，传统诗文的创作受到一定影响，再加上文献记载阙如，这一时期的泰州文学创作较为沉寂。直到元末，才出现了值得一提的诗人马玉麟。其人著有《东皋诗集》，后人评价其诗“婉丽畅达”。

储巏（1457—1513），字静夫，号柴墟。《明史·储巏传》言其“九岁能属文”“夜读书不辍”。

储巏的诗歌创作虽然不能说是独树一帜，但在艺术上有着自己的特点。陈田《明诗纪事》中说：“柴墟以西涯为师，空同为友，故诗力雄厚，迥异台阁之体。”他的诗兼有茶陵派与七子派的特点，既清婉又雄浑。对于诸巏的诗风，前人曾评价说，“其为诗，或恬淡平雅，或浑雄跌宕，或洒落清远”。

作为著名的“后七子”之一，宗臣的诗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的反映社稷苍生在外敌入侵下所遭受的痛苦，谴责祸国殃民、贪生怕死的宵小奸佞，歌颂临危受命、忠心报国的有为循良，有的表达个人在社会变动面前的出处行藏，结盟词苑、振兴诗文的雄心壮志，以及对友情、亲情的珍惜等等。其诗众体兼备，风格多样，在七律方面用力甚勤，但摹拟杜甫的痕迹比较明显，真正体现其创作个性和风格的是他的七言歌行。

何南金（1561—1609），字许卿，号丽泉，泰兴黄桥人。何南金出身书香门第，其祖父是黄桥有据可查的第一位举子，曾任应天府推官。何南金擅长于律诗，诗风近于杜甫，风格沉郁悲壮。著有《十笏斋集》和《悲华馆集》，《十笏斋集》也已失传，现仅存《悲华馆集》。如皋黄理艮作序，序中评价他的诗“舂容大雅，古艳非常”。

张羽（1467—1536），字凤举，号东田，明泰兴人。张羽直亮高洁，尤工于诗，著有《东田遗稿》二卷。《东田遗稿》现存有《四库全书》本和《四库明人文集丛刊》本，共二卷，诗、文各一卷。卷一为诗，编排没有进行细分，五、七言交错，绝句、律诗并行，内容以奉答、赠别、应和为主。卷二为文，主要有奏疏、序文、寿文等。储洵称其“旷远峭直”“读其诗琅琅有遗音”。

贰

清代泰州诗坛十分繁荣，先后涌现出“伟大平民诗人”吴嘉纪、遗民诗人黄云、学者诗人费密和吕潜、《全唐诗》参编者俞梅、《伯山诗话》作者康发祥等，邓汉仪在此编选《诗观》，陈维崧寓泰初谱《迦陵词》，蒋春霖蹴居溱潼著《水云楼词》。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泰州人宫国苞与叶兆兰等，效仿清初邓汉仪、吴嘉纪等前贤之举，发起成立“芸香诗社”，其成员有宫国苞、叶兆兰、邹熊、王辅、康发祥以及仲振奎、仲振履等地方名流和黄文旸、王豫等当时诗坛名宿。“芸香诗社”在清中期江淮间诗人辈出，诗作众多，从清中期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影响深远，与扬州“冶春诗社”并立于清代诗史。

吴嘉纪（1618—1684），字宾贤，号野人，舍名陋轩，泰州东淘（今东台市）人。吴嘉纪偏处海滨，吟诗遣怀，终身不仕。吴嘉纪与同乡遗民结“淘上诗社”，以诗交友，相互唱酬，共抒怀抱。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吴嘉纪谢世，后事由与其平生有管鲍之谊的程岫、汪楫料理，安葬于梁垛开家舍。其生平所作诗歌收入《陋轩诗集》，共1091首。

吴嘉纪“野人体”诗歌直抒性情、打破约束、率性而为。吴嘉纪诗歌质朴、率真，在清朝诗坛上自成一家。文坛名流吴麟、汪楫、孙枝蔚、王苹、红兰主人等对他的诗作及其人品给予了很高评价。孔尚任《题居易堂文集屈翁山诗集序后》认为清初诗坛只有王士禛、屈大均及吴嘉纪可以“主盟一代”，周亮工甚至推野人诗为“近代第一”。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郑板桥现存文学作品有诗1000余首、词近百首、曲10余首、对联100余副、书信100余封，还有序跋、判词、碑记、横额数百件。

郑板桥是一位优秀的现实主义的诗人，对诗、词、歌、赋、散曲等均有精深的研究，尤其他的诗文，有很高的艺术造诣，在清代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诗文摆脱了清初神韵格调的束缚，继承了《诗经》和唐代“杜诗”的现实主义优秀传统。

清代泰州，还出现了一大批女性诗人和家族诗人群，以及“芸香诗社”等多个延续时间长、参与者众多诗社。由于长期以来重男轻女思想影响，中国文学彪炳史册的基本上都是男性，极少有女性身影与声音，但清代泰州文学是个例外。

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泰州女性诗（词）人约80位，主要分布在海陵、兴化、泰兴、姜堰、如皋等地。她们有的出身文化世族，如仲氏家族、宫氏家族、俞氏家族等，较少为生计奔忙，加之受到家学影响，故能诗善词；也有如邵笠、王睿等家境贫寒，却也能在文学殿堂中寻求精神寄托；还有一些侨寓泰州女性，如张兰、黄淑贞、贾永、杨琼华等也留下了不少清雅诗文，令人耳目一新。

叁

进入20世纪，泰州文学的发展呈现出艰难跋涉、稳步前进的运行态势。在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诸多领域都涌现出一批的作家和批评家，创作出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

1909成立于苏州的南社是一个曾经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文化团体，时有“文有南社，武有黄埔”之说。江苏是南社的诞生地和主要活动地，也是南社社员最多的地区，当时的泰州就有仲一侯、马锡纯、韩稂、韩棠、陈佩章（女）、程习朋（女）6人参加，其中“泰州四侯”——仲一侯、韩亮侯、韩召侯、马东侯均为泰州籍诗人。

刘韵琴，名羽诜，清末著名文艺评论家刘熙载孙女。

刘韵琴幼年就读私塾，“聪明好学，九岁能诗”，仰慕古代女英雄花木兰。她在七律《木兰从军》诗中写道：“一朝战罢回东阁，千古风高花木兰。”今存《韵琴诗词》。

刘韵琴诗词吊古伤今，感怀离乱，慨叹怀才不遇，生不逢时。她的怀古诗，皆不落窠臼，独辟蹊径，发聋振聩，别具新意，可谓“诗清立意新”。如《吊二乔墓》，不拾前人之牙慧，翻出新意，“莫道红颜真薄命，两家夫婿各英雄”。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为之一新。诚如刘熙载所言：“诗中固须得微妙语，然语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着，乃足令人神远”。

刘延陵，1894年农历12月26日诞生于江苏泰兴城内鼓楼西街三井头一个名门家庭。原名延福，小名福官，字苏观，笔名言林等，是中国第一代的白话诗人，文学研究会会员，也是第一位介绍法国象征派的新诗及其理论至中国的拓荒者，在中国新诗的演变与发展过程中可谓功绩卓著。

刘延陵的诗风格别致，表现手法多样，长短兼备，既有写实也有象征，诗句舒展自由，没有矫揉造作之态；构思方面往往把人的情感变化与自然风景相融合，让人生与自然交错，从而突现人性与自然的和谐。即便写人的悲哀，也注意借用自然景色的烘托，将悲哀的氛围渲染得更加浓烈。这些创作手法上的特点，与刘延陵受到西方现代诗的影响不无关系。

刘延陵白话诗塑造了许多女性形象。这类歌颂女性诗篇通过描绘妇女形象，表现人性真善美，具有一定积极反封建意义，在新诗坛产生广泛影响。《姊弟之歌》《河边》等诗，多次被选入1930年代中学国文课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