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当下性书写与再造“异境”
——育邦近年诗歌读札
□刘波
育邦一度认为艺术与写作是和世界的某种对抗，这种来自内心深处的反叛，让他在很长时间里将写作作为人生前行的内在动力，因为一旦丧失了对抗精神，真正有难度的写作就不再成为可能。读育邦的诗，我会很自然地想到哲人尼采，尼采希望能在自己身上克服他所处的时代，这是一种愿景和理想。然而，时代的变化也会如影随形地重塑作为个体的自我，这一过程是动态的，他无法固守稳定的秩序，只能在不断的变化中寻求与诗的抗争。同样，育邦这些年的诗歌写作，不仅在文体层面获得了难度意识，而且他试图超越简单的经验复制与模仿，从而完成创造性意义上的新变。尤其是最近几年，他还在摆脱写作上的中年困境，“有时候，我是一个一挥而就的作者；但更多时候，我踯躅不前，甚至不知道到底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木朵、育邦《别裁伪体亲风雅》）在选择的艰难中，他又时刻面临“中年变法”的考验，标准和尺度的挑战构成了诗人在中外古今的多重维度中调适自我处境的生命场域，而且这些困境又反过来强化了他对模式化写作的不信任，他需要再造诗歌的“异境”。
如同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育邦一直钟情于隐秘的抵抗姿态，但他没有以极端写作标榜先锋立场，相反，他的诗歌更像是温和的人文主义写作在当下的某种变体，这种写作不是为了宏大的政治启蒙与伦理救赎，而是“词与物”所对应的“诗与思”的创造。在拒绝轻浮的写作中，育邦并未陷入历史的颓荡，他曾热衷于读经，但这些古意不是考验他的文化底蕴，而是其驾驭意象与节奏的心智。在技艺的展示中，育邦有着隐性的对“术”的理解，他也许看重的是诗之“道”，然而道术之辨不是诗人在诗歌中要解决的问题，他只是致力于如何利用经验与想象来实现对诗的转换，这一转换中包含着对日常之物事的超越感。
在育邦近年的写作中，无论是以回望历史的方式向传统致敬，还是通过阅读经验的深度打开来终结青春写作的稚嫩，他的对话性都透出了对人世命运感的深切呼唤。就像他不断地在历史叙事中寻找诗的当代逻辑，这种综合性审美真正构成了诗人中年写作最真切的现实语境。也许不同的文体影响了育邦的诗歌认知，他沉入对故事氛围的营造，这似乎比单纯的抒情更有力道。《麦田》《东梓关》《钉马掌》《摆渡人的儿子》《到联盟村去》等诗，皆像是经验与虚构的双向建构，在这些诗作中，虽然育邦诉诸虚构和想象，或者以间接经验入诗，但他都会将自己放进去，这种代入感也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另一种记录。
从育邦这些带有寓言色彩的写作中，我们能感知到他抵达经验深处的冥想之意，这不是单纯的天马行空的幻想，而是基于某种契约精神的话语实践。他对各种经验进行提纯之后的移植与挪用，就是在进行一种“诗的发明”。育邦处理经验的方式，更多时候是溢出了想象的边界，让经验的创造性转化变得更加微妙，并给予词语组合以诗性的丰富和精彩。“一方面，诗歌来自无处不在的生活经验、不断上涌的回忆、行走的足迹、想象甚至梦境；另一方面，还要求它不停地偏离生命航道，探寻那些晦暗的地带，进行所谓超越的活动——试图摆脱重力的白日梦。我一直以来的诗歌写作就支持这些说起来正当但又虚幻的理由。”（育邦《我的诗歌札记》）正是在这种诚实的自我认知中，育邦的人生与阅读体验在诗歌中通向了一条变形之路，既有着尘世生活的血肉丰满，又有着出其不意的语言快感。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诗虽然立足于具体的历史和现实，但总有一种空灵的虚幻之美。他不是在对具体史料进行现代汉语转译，而仍然是出于对自我心灵的服从，即便在效果上有时不乏浪漫主义之风，但这是诗人严肃思考的语言创造。
此前，育邦发表了一组诗，名为《凭吊或怀古》。在这组诗中，他进入到陆九渊的内心，代他重新理解自我和时代的关系；他过青云圃，谒八大山人墓，再度想象画家朱耷的艺术和精神世界；他与诗人朋友们过霸王祠、夜游方山，在一种时空地理的维度上体验历史的深邃之感。育邦之所以写下这些与历史相关的“传统”，不是要“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力图达到“我有别于我自己”（育邦语）的审美境界。他写自我时，也尽力剔除过于熟悉的那一部分，给我们一种陌生化的印象；而他书写那些历史人物时，也自然地进入他们的内心，回到他们当时所处的生活现场，以还原的方式去体验角色的时代之痛。
在《豹隐》一诗中，育邦以副标题“读陈寅恪先生”表达了自己的阅读感受，这种通过阅读入诗的形式所延展出来的独立知识分子的高洁品质，更多时候我们会在感同身受中来领悟诗人敏锐的洞见。那些日常细节和心理活动，都随着词语和意象的融合汇成了一道生命之流定格在了历史的瞬间。诗人与一位学术大师进行对话，他们的心心相印是源于时代的疼痛感，无论是公共的感时忧国，还是个人的凄凉晚景，皆如冬天的残梅那样“从风雪中飘落”。如果说诗是写给灵魂相通的人看的，那么育邦和陈寅恪之间更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惺惺相惜：育邦在阅读中向陈寅恪致敬，而又以诗歌的方式奔赴更幽暗的人性空间。这既是知识分子的风范体现，也是一种精神人格上的镜像。
在育邦的历史书写中，知识分子多是孤独的，他们虽然打破了一些观念的束缚，但终究又为自己的声名所累。在诗人笔下，陈寅恪是一个有着自由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形象，而在《草木深——兼致杜甫》一诗中，育邦与杜甫的隔空对话，更显出了伟大诗人独立于世的庄重。育邦的书写是生动的，“迟暮时刻，你退隐到栎树上，/夺取帝国的草木之心。//你棕色的瞳孔，倒映着/山河故人，骷髅与鲜花的道路。”在这种倾诉式的对话中，古今两位诗人的内心是相通的，也可以说，育邦走近了杜甫的内心，成为他的一位朋友。他在描绘杜甫，同时也在理解杜甫，一种至为亲切的语调构成了现代与古典交互运行的境界。诗人还原的不仅是一位诗人体悟时代的形象，同样也有他以现代眼光审视杜甫的“重新发现”。同样是阅读和致敬，育邦在陈寅恪和杜甫身上发现了另一个自我，而他对于苏轼的认知，也是先将自己置于其中，以达到某种灵魂感应之效果。“在时光的溃败中/我们拈花，饮酒/在玉兰花的花瓣上/你写下诗句/有时，你也会写一封信/与草木交谈，用行草书写我们的梦境//雪泥鸿爪，不确定的人生……”（《晨起读苏轼》）在后世很多人看来，苏轼是一个接近于完美的成功者形象，一个文人的标杆，无论是诗歌，还是书法，包括美食，他都在一生的颠沛流离中完成了对这些成就最好的诠释。然而，育邦将苏轼放到了当下的时代境遇中，他看似在写苏轼，写他的人生片断和所思所想，实际上，他也是在写自己，写作为个体的诗人如何理解苏轼，怎样重塑一个经典诗人的形象。育邦以现代眼光重新打量苏轼，并试图充分激活经典诗人在当代的潜能，然而，他也真实地再现了苏轼一生所遭遇的困境和人生悖论，因此，整首诗还是弥漫着感伤的格调。就像诗人曾经道出的方法论：“我试图在世界的微弱悖论中抵达某种诗歌美学。”（赵汗青、育邦《“飞越真相与存在的争辩”——赵汗青对话育邦》）悖论的存在更多时候是一种律法，依循这样的原则，诗人可以在悖论中找到诗性的微妙与弹性，而具体的历史也可以汇成抽象的诗歌图景。
当育邦沉于经史之中，他对于各种经验的转化，确实伴随着感伤的悲剧性力量，那些相对沉痛的笔调并非消极所致，而是诗人要在超验的写作中探索历史的未知与可能。他形容苏轼漂泊的一生“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但他又不是孤悬于时代之外，他只是选择了“活在当下”。从这个角度来观照育邦的诗歌，我们也会发现，他将历史与未来同样赋予了“当下性”，或者说在每一个历史人物身上都留下了“我”的影子。这种寻找历史当下回响的写作，对于育邦来说，也内在于一种特殊的诗歌生产机制，即在历史遗迹和经典阅读中对人与事进行现代性的“改写”，重新打造当代的语言奇迹。“死亡带来的秩序亦如从前。/他的形体，空中燃烧的词语，/在苍白的时光中哭泣。”（《过元好问墓》）在观看历史遗迹之后，诗人并没有如实地进行景观描绘，而他有着自己的“风景之发现”，那就是对观看经验的变形处理，它关联于诗人跨越古今的精神之旅。育邦经过元好问墓之后的有感而发，同样是回到元好问这个历史人物中，以现代角色替换的形式为古典诗人重新作传，这是一道内心的风景。育邦钟情于历史遗迹的诗性考古，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儒雅的文人情怀，尤其是对历史的重返有一种总体性的把控，而且保持着长久的持续性关注和研究兴趣。
正是在风景也趋于历史化的时代背景之下，育邦的诗歌所呈现出的大气象，就有了厚重的精神基调。比如他对于《司空山》的书写，就带着某种宗教般的虔诚与敬畏。他虽然在写一座山，最后仍然回到了人，回到了对历史与现实中的人之理解。其心性之语具有了教化的力量，如同他感叹真理与存在之争辩，这种争辩更多时候是无解的。当然，育邦也并非刻意要去解决这样的无解之问，他之所以抛出此一问题，还是因为他对历史与现实所抱有的复杂态度。也就是说，他不想在诗歌中简化对时代和历史的理解，但他又警惕自己滑向虚无主义。从这方面来看，育邦的诗歌拒绝观念性说教，他愿意用更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召唤出某种天真的力量。
在历史考古与当下经验的相互转换中，育邦的诗歌写作逐渐获得了富有历史感的风格的确立。“永恒的赞歌，可能的美学”（《鸽岛》），用他自己的这样一句诗来形容其写作，也许更为恰当。他在自己的诗歌之道上写出了一种宇宙的秩序感。无论是写静态的历史，还是针对动态的当下，他是希望能获得存在的真相，这种真相也包括语言的位置。“妈妈的泪痕，沉默的战争修辞。/我们在炮火与丛林中肄业。//鲜血，石头，面包……/合欢树静默，倦怠的午后。/西山的茅屋中，/依然有一碗普洱茶。/诗人赞美的土地与野花，/依然在耻辱中游荡。”（《过西南联大旧址》）育邦虽然在此诗中化用了诗人穆旦的经历，但这只是一个背景和参照，他最终还是回到了对当下经验的审视中，这才是更有力量的书写。他的观看之道立足于见证和想象，有时也以跳跃性的语调来建构独属于自己的诗歌场域。“墓草，覆盖了所有的遗产。/包括散佚的焚书。//附地菜，越过碎石，/点燃火烛，寒星般的存在。/轻声宣告：/另一个季节。//黑暗塔楼再度复活。/在花开的低声部。//蛞蝓从地下，捎来口信——/朋友们将在山冈上重逢，/桃花和酒，同时抵达。/最后的见证。”（《见证》）诗人所言的见证是基于日常观察和思考，它不是纯粹的词语的想象，那种无根的写作因缺少真情实感的介入而变得苍白，育邦时刻避免自己陷入空洞的说教，他将见证的写作变成了诗歌历史美学的一部分。
由此观之，育邦富有现代性的历史写作抵达了某种当下性，他没有拘囿于历史的限度，而是为历史书写打开了一扇通向当下时代的大门，并赐予其哲思性的力量。不管是书写日常生活，还是返回历史过往，他都在寻求不同的方法，“诗人需从时代的日常情境中跃升出属于他自己同时也属于其时代的‘异境’”，（赵汗青、育邦《“飞越真相与存在的争辩”——赵汗青对话育邦》）此时，我们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异境”，也许能够更清晰地理解育邦何以强调写作的异质性，他对于“异境”的回应与实践，皆与他在现代性视野中所遵循的人文传统和崇高精神有关，这是一种写作上的自我觉醒。在这样一种美学共识中，育邦的新人文主义写作不是对古典的回返，而恰恰是以打通历史的方式所进行的现代性再造，这于诗人来说，既是美学的旨趣，也是为人生书写的内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