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停留的追念：一种文明观
——读刘春龙《故乡渔事》
□李金龙
江苏兴化出作家，且多是水汽氤氲的作家，刘春龙是其中重要的一位。继2010年出版《乡村捕钓散记》之后，最近刘春龙又推出了《故乡渔事》，收录渔事散文扩展到156篇。这156篇文章每篇记录一种渔事，几乎将里下河地区的渔事活动搜罗殆尽，多少外人闻所未闻，或在当地也早已销声匿迹的渔事活动，也在他的文章中活了过来。可以说，刘春龙以他的写作为里下河地区的渔事活动建造了一座纸上博物馆。
刘春龙的渔事书写并非技术介绍式的枯燥的图解，而是充满了情趣。在文章中，刘春龙将对“技艺”细致入微的“考古”记述和对人事满含深情的回忆相糅合，创造出一种知识与趣味兼备的散文文体。其文章虽说是记“渔事”，可更多的还是对种种“渔事”所承载的“人事”的书写。阿来在为《故乡渔事》所写序言里说，“刘春龙的散文里有‘人’”，所谓“有‘人’”即指其散文对“人事”的关怀。这种关怀赋予了其渔事散文丰厚的内涵，与一般的知识介绍的科普写作不同。其中非常重要而又令人感兴趣的一点即其书写中所透露的文明观。
渔事活动是传统渔猎文明的主要内容，渔乡的生活多是围绕着渔事展开的。因此，书写渔事一定程度上也就是在书写一种渔猎文化、一种渔猎文明。写作《故乡渔事》，刘春龙的目的显然也并非简单地记录一些渔事活动，而是要借此记录一种文化、一种文明。传统的渔猎文明在历史上曾经长久存在，然而进入现代，却逐渐走向衰落和消失。刘春龙的渔事书写首先就是为这些已经或即将消失的文明画像，也就是所谓“打捞历史”，所谓“为消失的渔事立传”。同时也在记录中展开了思考，思考它的历史、它的特色和它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因此，《故乡渔事》的意义首先在于它记录和保存了一种以“天人和谐”为主要特色的渔猎生活形态。通过其所记录的种种渔事活动，人们能够看到一种迥然不同于现代文明的生活形式。在这里，人靠一片水域生存，特殊的地理环境则反过来塑造了当地人的生活。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一种压倒式的掠夺，而是一种交互，并在交互中达到平衡。而人的生活便在这样一种平衡中展开。这种生活虽然不无艰辛，可是身处其中的人的精神却是充分舒展的，天地万物既给人提供了生存的资源，也给人提供了精神的栖息地。刘春龙的渔事散文所带给人的轻松、适意即来自于此。刘春龙曾感慨，本以为自己的渔事散文只有与他同时代或更年长的人才会欣赏，却不想也得到了学生的喜爱，他将这种喜爱归为“大概是孩子们从书中看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新奇的生活”和其写作的“历史性、陌生性、唯美性、文学性、趣味性、知识性、自然性”等，可实际上，究其根底，还是人类对于一种并不遥远的、其所由来的生活和文明的本能的亲近。
这种传统的渔猎文明在现代遭遇危机。近代以来，随着对西方现代性文化的接受，中国传统的生活模式也逐渐遭到破坏，尤其是在二十世纪末全面的现代化进程中，许多传统的东西更是迅速地消失。中国人在拥抱现代性的同时，也亲手葬送了曾经的种种，包括渔事在内的诸多事物也慢慢成了记忆。由此也就滋生了一种怀旧的热潮，“过去”经过筛选、美化，渐渐成了一种精神乌托邦，供人们暂歇疲倦的灵魂。刘春龙的渔事书写显然也是在这种潮流下展开的。刘春龙并不讳言自己写作中对过去的追怀。在一次访谈中，他就曾说明自己进行渔事散文写作的原因是为了“找寻已经消亡或正在消亡的渔事，找寻曾经的美好”。并且，刘春龙对记录过去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曾屡次表示，自己的写作是“责任使然，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的投入”。他也并不否认自己文章里因过去美好的消逝而产生的感伤情绪。
然而，不同于许多人，面对当下的不如意，总是期望返回过去。刘春龙却并不打算停留。对于“过去”的逝去，刘春龙虽然不无伤感、惋惜，却并没有多少抗拒。他清醒地认识到，过去的种种虽然有其美好，应该追念，并且需要记录，“让我们的孩子记住老祖宗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生存能力，他们的勤劳智慧，他们对大自然的敬畏……”可是要去保留或返回却没有必要。他曾表示，“社会发展到今天，……有些传统渔事确实没有‘活态’存在的必要，想要挽救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就像种田一样，已经没有多少年轻人再愿意从事传统的捕鱼行当了。对于有人指出其文集中“带着浓重的伤感特征”，暗示他对过去的留恋，刘春龙亦立即加以纠正：“你说带有浓重的伤感特征，倒也未必，至少不是全书的风格。”并分别介绍了全书四辑的特色，指出只有一部分有较多的伤感，其他则多充满了欢乐。
这反映了刘春龙在处理文化和文明变迁问题上的冷静态度。然而冷静并非冷血，亦非表示着他对现代文明的完全认同，而是来自他对历史深层逻辑的认识和对于渔人生存境况的深切关怀。刘春龙明确地表示，“存在的自有存在的理由，逝去的也有逝去的合理性”，“挽留”和“告别”应该是一种“双向的抵抗”，“一方面我们要留住乡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与过去诀别”。而之所以有此看法，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知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面对现代文明的冲击，个人无法抵抗，更重要的还在于，相对于局外人一厢情愿地以审美的方式来看渔事，刘春龙更清楚渔人的内心。
渔猎本质上是一种谋生活动，是一些人生存的必需。渔猎的生活模式中虽然包含了一些为现代社会所稀缺和为文人所羡慕的内容，如舒展、闲散、适意等，可是从本质上来说，它首先仍然是一种谋生活动。这是不容否认而又铁一般冰冷、坚硬的事实。而谋生也就意味着它并不是只有适意，而更多地充满了艰辛，一些人只注意前者，有意无意地忽略后者，是刘春龙所不能同意的。刘春龙的独特性就在于，他虽然执笔为文，可是从骨子里来说，却仍是一个渔人之子，他深切地知道渔事对于渔人的意义，知道渔事本质之所在。在书中，他常常透露对渔人生活的这种理解。如他常引用“吃鱼没有取鱼乐”的俗语，可是又指出，这只是旁观者的眼光，如同人们到旅游景点看鸬鹚捕鱼、撒网捕鱼、冰上捕鱼一样，只是一种审美的欣赏，而一旦自己成了渔人，要以渔事为生，就又是另一种情形了。他又说，“人们赞叹渔人捕鱼的技巧，就像欣赏杂技表演，往往忽略练就这身功夫背后的付出。”亦是同样的意思。这实际上指出了两种对于渔事活动的“观看”方式，一种是游客式的远距离的欣赏，一种是渔人式的亲身感受。刘春龙显然更加重视后者。
而这带来了刘春龙对渔人生活舒展、适意地欣赏之外更深刻的同情。于是，他写冬季寒风中渔人的捣网作业，写渔人用鱼儿未吃完的鱼饵面团做“虾圆子”，写张钩的渔人长期捕钓形成的罗圈腿，写寒冬天铲网捕鱼的小兄妹，写跳入冰洞中捉鱼的老人，写脚板上满是老茧和划痕的罩鱼女人，无不饱含了一种深深的哀伤、一种最深切的同情。刘春龙在谈到他写作中的悲悯情怀时说，“我的写作，悲悯情怀绝不是‘顿生’的，它有个慢慢积累的过程，有生活的积累、文化的积累，还有观念与思考的积累”，也就是指自己同情的深刻性：与许多人居高临下的怜悯不同，刘春龙的同情更多是基于生活经验的积累、基于对生活本真状态的体认。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刘春龙写出了一种文化和文明中常常被遮蔽的一面。
因此，当面对两种文明冲突时，刘春龙并不只是立在生活之外，一味地要求对于传统的保留和恢复，而是坚定地站在现实的基地上来审视相关问题。于是，在谈到现代科技对渔猎方式的影响时，他并没有反对，而是指出，局外人出于审美享受的追求，想要保留原始的捕钓方式，只是自私的一厢情愿；自古以来，渔人为改变生存状态，是希望能够发明一种能将鱼一网打尽的渔具，而现代的新科技新材料则为之提供了可能。这也就是说，在刘春龙看来，传统渔人接受现代文明，利用新材料新科技制作现代化的渔具，进行现代化的捕捞，是有其合理性的。毕竟，谁能否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呢？刘春龙在这里实际上触到了文明底层的一些东西——所有的文明不过是人为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的制作而已。因此，当一种事物的发展能够促进人的更加美好的生活，它就是合理的，而一切已不再适合的事物的退出也就是必然。刘春龙由此在“文化的生态性问题”之外，又提出了“文化的生长性问题”。所谓“文化的生长性问题”也就是指，一方面，一种“渔事文化衰退、衰败，甚至退场”虽必然地会引起人们的追想和美化，可另一方面，“新的渔事生态也正在形成，新的渔事文化也在应运而生。”这也是文明生长代谢的必然规律。
因此，可以看到，在一种貌似冷酷和悖时的言说中，实际上灌注了刘春龙对于渔人生存之艰辛最为深切的体认、关怀和他对于文明最深刻的认识。这是与一些人浪漫以至于自私地想要留住过去的主张不同的。刘春龙的悲悯并不在文化，而在于人。
自然，刘春龙并非没有意识到现代文明的弊病，或对之视而不见。他也看到了在渔具渔法改进的过程中现代物质文明的进入。在一些文章中，就隐约写到渔具的现代化，写到了现代公路以及开发湖荡对渔乡生态的改变。然而相对于物质文明在技术上的运用，刘春龙更关心的还是“人心”的问题。在谈到渔具的现代化时，他就指出，“如果仅仅是渔具的改良也就罢了，叫人担忧的是，人心也变了，变得功利、贪婪、残忍……”《故乡渔事》中，刘春龙虽然没有具体书写现代文明在渔事上的影响，然而在那些被记录下来的记忆中，读者实际上已经能够感受到一种异样的力量在蠢蠢欲动。刘春龙对之保持着警惕，在承认“存在的自有存在的理由，逝去的也有逝去的合理性”之后，他也就立即补充，“但我们不能对存在的就心安理得，更不能对逝去的无动于衷”。而据他所说，其写作的目的也就是试图“通过捕捉正在消逝的过去，反思当下生活的种种弊端，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向往”。这是一种并不停留地追念，追念是为了更好地前行。对于过去的凝望中实际上包含着一种对于未来的期盼和憧憬，虽然不无隐忧。这种文明观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