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城乡的叙事观照
□易扬
谈及朱辉的作品，就不得不谈及他的人生轨迹。有些作家是去经验性的，他们信仰小说的原始属性，尽其所能不在虚构文学中彰显任何个人化的痕迹。而朱辉不同，他乡村的童年生活，都市的求学和工作经历，基本上都在他不同时期的小说作品中得到了生动体现，并且清晰地分裂出了农村、都市和城乡之间这三类题材。正如评论家汪政在其早年评论中曾指出的那样，朱辉的小说创作是建立在尊重惯例基础上的创新；我们按照时序阅读朱辉的小说，既能梳理出清晰的经验脉络，也能洞悉出不同时期朱辉的心理嬗变。
一
朱辉出生并从小生活在乡村，但又算不上是一个真真正正的乡村人。童年居住在集镇上，父母都是教师，家就安在镇里的中心学校，和脚踩泥塘、弯腰插秧的农民相比，朱辉从小的生活环境有着本质差别，况且在苏北地区，教师往往被人高看一眼，称呼为“先生”，这种沿袭自传统伦理道德的尊称，更是把朱辉的“圈子”和当地农民隔了开来。
透过朱辉的乡村题材小说作品，上文所说的隔离感显而易见，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发现朱辉几乎不会让小说主人公涉足农村、农事的中心，也不会真正成为彻头彻尾、生死于斯的乡村人，他们总是游离在土地之外，不约而同扮演着乡村生活的见证者、旁观者和体验者的角色。这种身份定位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鲁迅，虽然年轻时代的朱辉曾经否认过鲁迅对其产生的指引，但事实上朱辉的写作无论是在题材、视角还是气质上，都无法回避对于鲁迅创作的承接。
最为典型的是朱辉早期的几部成名作品，比如《暗红与枯白》《红花地》等等。在《暗红与枯白》中，朱辉刚起笔就开宗明义地介绍道“我一直在外地上学、工作，每年最多回来一次”；而《红花地》也有着几乎类似的开篇“这里是红花地，他（李钦）的老家。他从这里考上大学，去了省城”。“出走与回归”是延续古希腊神话奥德修斯故事的文学创作母题，朱辉对两篇小说主人公的定位都是离开乡村的重返者，并且都将“出走”转化为一定认知基础的追寻，从而将“回归”赋予了更为广阔丰富的意义。《暗红与枯白》的“回归”是为了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完成对乡村的审视，祖父去世了，祖屋被拆了，随之一同消亡的当然还有乡村记忆和乡村精神，所以故事发展到最后，“我”会无奈地发出“已经失去了故乡”的叹息。恰恰相反，《红花地》中李钦的“回归”则是用乡村疗都市之伤，乡村的图景、乡村的情感，都充当着救世的功能，即便是回归后再次出走，也仍然深受其用；朱辉还颇具象征意义地安排了李钦的妻子在乡村老家诞生下了孩子，以此来代表着一种绵延和传承。《暗红与枯白》和《红花地》，主旨几乎截然不同，但创作时间相隔并不长，通过这样的对比和矛盾，我们能够认识并理解当时的朱辉在乡村认知上的纠结，他时刻担心故乡将会一去不返，但又发自心底地觉得“故乡永远在原处”。
在很多评论家眼中，创作于2005年的《白驹》，是朱辉最为成功的小说作品。这部经过多年积淀、天然去雕饰的12万字长篇小说，无处不渗透着朱辉对于人性的凝视和对于日常的歌颂。《白驹》的出现，意味着朱辉对乡村的赞美已经从《红花地》那样的抒情格调里走了出来，并且开始追究更多扎入深层的乡村内涵。小说塑造了“两年前孤身一人来到白驹镇”的主人公炳龙，从乡村旁观者逐渐成长为了乡村精神承载者的过程。正如小说借炳龙师傅之口传递的“做烧饼也是做人哩，分寸火候一样讲究”一样，朱辉将这个漫长的乡村精神受教过程，孕育在了以其家乡兴化为背景、与“劳作”“土地”“牲畜”等息息相关的生活日常之中。小说进行到最后，曾经得居所、得钱财、得白马、得妻子的炳龙，又逐渐失去了居所、失去了钱财、失去了白马、失去了妻子，不得不像先前漂泊到白驹镇一样，再重新选择另外的寄居地，这看似是一场持久无望的人生轮回，实质却是一次携带乡村经验的重新启航。因此，当我们聚焦于《白驹》的悲剧性色彩、聚焦于战争对人的无情摆弄的同时，似乎更应该对炳龙的出走寄予厚望。
二
千禧年之后，朱辉绝大部分的写作精力几乎都倾注到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上，这些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以简明直白的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推动故事发展，情节本身算不得曲折复杂，但潜藏于简单之下的，却是堪称高负荷的、对于知识分子情怀和道德流失的批判。
同样与其个人经历高度契合，朱辉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基本上清一色地都来自高校、出版社、学报、电视台和社科界，受到文坛普遍关注的长篇小说《牛角梳》、短篇小说《救命》《和辛夷在一起的星期三》《吞吐记》《吐字表演》等等，就都集中在这类题材里。在小说集《视线有多长》的自序中，朱辉提出的“37度上下的小说”的概念，可以被视为是解读其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最佳入口，他认为：“略高或略低于正常体温，是小说恰当的温度。小说和读者接触，触手温热，给他冰凉的手以慰藉；温润如玉，是因为小说比接触者的体温略低，他感到清凉。”正因为此，朱辉笔下的一系列知识分子形象，很多都是去身份化的，读者即便不在所谓的“圈内”，也总会有一种“我身边也有这种人”的情感共鸣，而不会觉得有过度呈现的荒诞或者过于琐碎的平淡之感。
《视线有多长》和《运动手枪》是朱辉分别在2013年和2017年创作的两篇以出版社为背景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透过这两篇小说，我们能洞察到朱辉叙事心理的明显变化。和他先前的大多数同类作品一样，《视线有多长》的主人公李毓，身份是出版社副社长，掌握着一定的权柄，至少在同事面前有威严，在决定教师专著的出版时序上也有自主权，但生活上的经营却是一塌糊涂，他无法直面悬而未决的婚姻关系，无法处置女下属的殷勤，更别说要改变身边各种人的市井和功利了，可以说，就是个披着身份和尊严外衣、内心里却孱弱颓唐的零余人。而到了《运动手枪》中，叙事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折射社会生态的不再是出版社里有身份有地位的社长总编，恰恰相反，竟然还是一个不怎么上班、在同事面前谈不上任何尊严的普通职员周侃，更有意思的是，透过周侃一系列非正常的言行举止，朱辉呈现的正是以出版社领导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像，在此之前，他的绝大部分笔墨都泼洒在对知识分子内心纠结的描述上。
需要特别赘言的是，《运动手枪》并非个例，在近年来的小说新作中，朱辉都在不断强化零余人的叙事，创作于2016年的《然后果然》《罪案病理》，就先后塑造了失业推销员王弘毅、失心疯的保安齐天等一批个性鲜明的形象，填补了其小说创作的人物谱系空白。纵览朱辉的创作年表，2013年底到2014年末的这段时间，他除了发表一篇自称“极其不重要”的短篇小说《一千零二夜》之外，就再没有任何的发表记录。朱辉对此的解释是，这段时期他面临工作变更，创作的事被迫搁置了一段时间。但事实上，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自愿，我们都能明显觉察到，在这样一条界线的前后，朱辉的写作发生了明显变化，基于此，我们还可以把这段“空档期”转化为“沉淀期”，看作是朱辉自我蒸馏、自我追寻的过程，看作是他对下一次“再出发”的深刻“蓄谋”。
三
在朱辉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中，出版于2005年的长篇小说《我的表情》（又名《再爱》）应该算得上是具有特殊意义的一部，这部小说既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朱辉早期的乡村思考，又没有脱离对都市知识分子的关注，可以说是抛出了“乡村出身的知识分子在都市中该如何生存”这样一个新的命题。小说中的两名主人公孔阳和杨乾尘，前者虽说在都市中站稳了脚跟，当上了出版社副总，但还是难以缓和夫妻间在城乡身份上的悬殊，始终都在暗示自己“卖软件的不是卖菜的‘升级版’，人生也许压根就升不了级”；而对后者来说，乡村人的淳朴品性反而成为他在都市中深受掣肘的把柄，为了让身患绝症的女儿鼓起生活信心，女友柔桑的父母不仅向杨乾尘隐瞒了女儿病情，甚至还催促他们早日结婚，直到女儿病故才真相大白，这也让杨乾尘彻底丧失了对都市的信心。从农村上升到都市的知识分子，如何才能破除自身的心魔、顶住外界的压力，真正和都市融合为一，这当然是一个心理自疗的过程，但朱辉更在乎的似乎还是对其成因的追究。
《我的表情》关注的是农村身份的都市知识分子，而创作于2017年的短篇小说《七层宝塔》虽然同样还是“农村”和“城市”的二元叙事，但聚焦的目光则是在当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大环境下，失地农民进城后该何去何从的问题，用评论家何言宏的话来说：“《七层宝塔》以其特有的方式与优势伸进了我们时代的深处，并且进行了相当精准的探询、把握与揭示”。小说讲述了有着传统乡村道德观念的旧农民唐老爹和已经被新城镇思潮影响的新农民阿虎，颇具象征意义地被一起安置在了城郊接合部的“江山新村”，当起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但两位往日的旧相识，却因为不同思想观念的冲击、不同年龄代沟的碰撞，不断引发一系列既荒诞又真实、既让人啼笑又让人感伤的摩擦，闹得水火不容。但眷恋归眷恋、忧思归忧思，朱辉对唐老爹和阿虎、对城市和乡村，说到底仍然还是充满希冀的，在小说最后，朱辉让突发疾病的唐老爹躺在了和他斗气斗狠、最看不顺眼的阿虎的破车上，被快马加鞭地送往医院，虽说车里的唐老爹，被迫憋屈地和阿虎做白事生意的墓碑纸花挤在同一个狭小空间，不过，我们毫无疑问都看到了朱辉对此给予的认可，并且认识到城乡发展的融合、新旧事物的和解虽然不会一蹴而就，但就和历史的进程一样，曲折却也必然。
《七层宝塔》的发表，无疑代表着朱辉小说创作的另一个飞跃。事实上，在30多年的小说创作生涯中，朱辉虽然一直都有题材上的坚守，但都从未落入窠臼。借用苏童小说《飞越我的枫杨树乡村》的名字就是，这么多年，朱辉飞跃过了他的家乡，也飞跃过了他的都市，让真正事关根本的东西，找到了新的表达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