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
刘永福
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已是重载，但却是顺风，拉起满帆，任帆船踏浪而行。父亲掌舵，其他人只管坐在船头侃大山。
消失的帆影
在我的家乡宽阔的梓辛河上，帆船曾经是一道亮丽的风景。那时的河面上波光潋滟，飞鸟翔集，白云朵朵，帆影飘飘。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挂桨机船的出现，作为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帆船，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它那洁白、宁静、飘逸的姿态永远定格在我们记忆的长河里。
我记忆里最熟悉的那只帆船，是属于我们生产队的。它是一条七八吨的农用水泥船，敞口。船头和船尾是“密闭”的，各有一个直径六七十厘米的圆口，整日用水泥盖子盖着，里面铺着软和的穰草，是船员晚上的安乐窝。船有两个夹舱，前夹舱较宽，便于桅杆根部起落。桅杆就竖在前夹舱的龙骨上，桅杆竖起或者落下，机关全在前夹舱。调整帆的角度就全靠缆绳了，缆绳一般由舵手操控，风力大的时候有专人负责。前舱和后舱之间是中舱，也就是货舱，上面放着一块大翘板，使得船头和船尾走动方便安稳，如履平地。
这条帆船是生产队的“镇队之宝”。不用的时候，桅杆被刷上桐油，上面盖着稻草或帆布。我们在上面玩耍、跳水，只要被队长看到，就会遭到大声呵斥。“细伢”们被吓得抱头鼠窜。
队长是生产队的“一把手”，也是一个生产队的灵魂。那一年，春节刚过，春气萌动。村民们还沉浸在新春娱乐的氛围之中，生产队长已经开始筹划庄稼的事了。他反剪着双手，从田野里溜达回来。田野里的麦苗如婴儿般嗷嗷待哺。油足灯亮，肥足苗壮。麦苗在拔节前至少要追两次肥，得从六十里外的县城，买些粪肥、氨水或者化肥。队长决定第一趟先装些氨水回来，算是给沉睡了一冬的麦子“醒棵”。
队长安排三位心灵手巧的妇女，将旧帆搬出来修补，那上面可能添了几个新的老鼠洞。又安排木工对船体和桅杆进行加固。他亲自到镇供销社买了麻绳、钢丝、滑轮，尤其是滑轮，他一只一只地上手挑选，不能有裂痕，更不能卡绳。帆船行进的过程中会经常升帆和落帆，滑轮是第一安全要素。
瞅准了好天气，帆船就出发了。这一趟队长挑选了四个最靠谱的人，我父亲位列其中。他负责拿舵（即掌舵），望风，煮饭。“望风”就是看准风向，随时调整帆的角度，不让帆船偏离航向。如果风力太大，就不能满帆，满帆船的航向就难以控制，也容易有翻船的危险。风力太大只能升起半帆，船就会行得很快。父亲十几岁就随爷爷划船过长江跑上海，驾驭帆船是他的拿手好戏。我们常常说“八面来风”，我父亲顺风、侧风、旁风都可以升帆开船而不离航线。十岁出头的我也跟着去了。我水性好，不必担心落水，人又乖巧，到了县城，晚上他们去看戏，我帮着看船，只消带一两只烧饼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对看戏毫无兴趣，对我来说，扬帆远航本身就是一项十分有趣、十分刺激的活动。
出了闸口才知道，宽阔宁静的河面上，视线所及，已经有十几条大大小小的帆船缓慢而有序地行进着。最大的帆船是运输船，十五到二十吨不等，桅高帆大，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在梓辛河的中间。大部分还是像我们一样的农用船，敞口，像赤膊的汉子披着一件白白的纱巾。最富喜感的，是那垛上人卖蔬菜的小船，还没一篙长，也撑着桌面大的小帆，船后的细橹儿既当舵又当桨，吱吱呀呀地自在摇着。几只鸟儿在帆间穿梭。那些顺风走的船儿大都贴着河的一边，鼓着白帆，有些帆上加了许多补丁，宛如和尚的百衲衣。那场景正如诗人所说：天空打满了补丁。逆风行走的船儿靠近河的另一边，掌舵的、撑船的、拉纤的一个也不闲着，船儿也只能像乌龟一样缓慢地向前。
我们沿梓辛河向西再向北，全是顶风（逆风）。虽是顶风，却是空船，两把篙子一条橹，不用拉纤，船儿兀自行得飞快，四五个小时，就到了县城大码头。码头上全是船，大部分光秃秃地竖着桅杆。等我们回家的时候，已是重载，但却是顺风，拉起满帆，任帆船踏浪而行。父亲掌舵，其他人只管坐在船头侃大山。
除了冬天，我们的帆船一年要出船十几趟，挑粪、装氨水、装化肥、送公粮、划水草。行船走马三分命。帆船出行也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尤其是船到桥头要及时降帆落桅，万一卡住了，难免桅折船翻。重载时也要十分小心地靠近岸边，防止大风大浪带来的危险。古诗云：沉舟侧畔千帆过。一般人只看到千帆竞发的浩浩荡荡，不去留意翻覆船只的触目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