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
吴琼
太多的草木被赋予了人的气质禀性，指向了忠贞、高洁、坚韧等美好品质，承载了诗人们的政治诉求。
植物的另一种读法
我的植物知识启蒙来源于《家庭花谱》，这是一本年长于我数岁的书，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出版，书的定价是八角二分。书的封底盖着泰州市新华书店的蓝色印戳，我的父亲还用圆珠笔煞有其事地写着“1983年3月17日于泰州”。
我是在小学三年级左右，开始将这书作为为数不多的课外读物，翻来覆去地看。这倒不是因为我自幼就对莳花弄草有什么志趣，纯粹是因为书的作者，徐海滨、杨立群两位老师，不仅有渊博的园艺知识，文学功底也甚是可观。每一种植物，草本木本藤本，鲜少开篇就大谈科目种属，喜阴喜阳，分株扦插压条的，作者更像是散文家，会不动声色地回顾这花木的前世今生，其间诗词典故传说，几乎是“抛掷”似的洋洋洒洒，然后再工笔画般细细描摹其形状，比如水仙，“它那冰肌玉骨，莹洁光润，一尘不染，显得婀娜动人，仿佛素雅之美妇”；譬如虞美人，“当苞蕾微张，红颜微露时，它好像正遮着脸儿在暗自勾眉画脸”。而这些精巧的比喻或拟人，自然而然地“征服”了小学生的我，用红笔划上波浪线还不够，我甚至用笔记本将这些“金句”摘抄了下来，摘抄了厚厚一本。小学时作文每每被老师当作范文夸奖，这本书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它“规训”了我最初的文学品位，毕竟我也是从这本书里，知道了《酉阳杂俎》《长物志》《神农本草经》，读到了杨万里的《月季花》《瓶中红白莲》，郭沫若的《仙客来》《栀子花》，以至于人近中年，依然改不掉喜欢“掉书袋”的习气。书里还为每种植物配上了精美的白描图像，被我用水彩笔涂得花花绿绿。
我的小学时代，每个班级在学校都有一块包干区，我们班恰好负责一片小树林。在打扫的间隙，大家穿梭在蓊郁青苍中，难得近距离观察这些植物，遇到叫得出名字的，自然会像捡到松子的松鼠一般雀跃。而我，也显摆过识得麦冬、葱莲，当然，托赖的依然是《家庭花谱》。
大抵是这样的渊源，我对植物有种亲切感，未必有多深厚，更多的像是路过时晃神的刹那，片刻的驻足，心里会有“真美啊，请停一停”的摇颤。人类对植物的感情，大概永远发端于“见色起意”，而花朵，便是植物身体最惑人的部分。用生物学的眼光来看，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为了引得蜂蝶为媒，完成繁衍大任，植物真是煞费苦心，将营养物质浓缩凝练，成就朵朵丰腴与风流。雍容华贵如牡丹，丰姿绰约如芍药，活泼俏皮如三色堇，清新秀美如绿萼梅，花色白净者多有奇香，色彩鲜妍者往往味淡，造化的神奇，生命的张力，似乎用一朵花便能说尽。
西方人管善于种植的园艺高手叫“绿手指”，英文green thumb，生活中我倒是认识不少“园艺苦手”，包括我自己，近年来死在我手里的植物就包括鳟鱼海棠、尤加利、香桃木、白鹤芋、百合竹、蝴蝶兰等近十株，死因囊括浇水过多引发烂根、不够通风导致虫害、暴晒脱水等等。佛教里“有情众生”的概念，是将植物排除在外的，我倒是觉得植物也有“觉知”“性情”，作为生命，都想存活、壮大，有自己的偏好，可是如果环境不对，它就死给你看。我想文学家应当比较容易接受这个观点。不信你看中国古典文学，《诗经》里植物开始作为与情感联结的意象，登上文学舞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这个时期植物还是作为比兴的“工具”，托喻的成分还不高。到了屈原，彻底沿袭发展出完整的“香草美人”意象，《离骚》里兰、芷、蕙、茝、杜衡、江离……太多的草木被赋予了人的气质禀性，指向了忠贞、高洁、坚韧等美好品质，承载了诗人们的政治诉求。
这种文学习气源远流长，并且在东西方之间达成了一种奇妙的心照不宣。西方人用花语，将植物和一些情感、品质做了勾连，在文学家、艺术家的笔下蔓生，经久不衰，至今仍颇有市场。
莎翁《哈姆雷特》第四幕里，奥菲莉亚疯癫后把各种花朵送给周围人，“这是表示记忆的迷迭香；爱人，请你记着吧：这是表示思想的三色堇。这是给您的茴香和漏斗花；这是给您的芸香；这儿还留着一些给我自己；遇到礼拜天，我们不妨叫它慈悲草……”奥菲莉亚把兄长雷欧提斯当作了哈姆雷特，所以把迷迭香和三色堇给了他。按照卞之琳的注释，茴香代表谄媚，漏斗花代表忘恩和私通，这两种花是给篡位的克劳狄斯的；芸香代表愁苦和悔恨，所以奥菲莉亚留给了王后和自己。这些花朵的派发对象似乎透露了奥菲莉亚疯狂中的“清醒”，对应着前文雷欧提斯说的“她的这些胡语比正言还更有深意”。
千禧年之后，法国导演弗朗索瓦·欧容拍过一部电影叫《八美图》，八个女人，在小女儿设下的“骗局”中互相猜忌、揭发，一个原本花团锦簇其乐融融的中产阶级家庭，锦袍下抖落的依旧是一地的虱子，假死的父亲承受不了这些揭去“假面”的女性，最终自杀身亡。影片片头，欧容也用了八种花卉，寓指片中八位女士，比如粉色的康乃馨对应外表清纯的大女儿，披着软刺的胭脂木指向性情古怪的小姨，红玫瑰代指佻达奔放的小姑，倒是给这部“巴黎女子图鉴”做了一个微妙的注解。
尽管如此，内心深处，我对这些“花语”是颇不以为然的，我实在难以接受，同一种植物，只是颜色不同，所指便千差万别，白色风信子是“适度可爱”，红色风信子就成了“嫉妒”，简直随意到任性的地步。何况，创作者的主观好恶往往只在寸心之间，因为气味芳香馥郁，形态姣好，便是芳草香草；而长刺的，比如蒺藜、葈耳（苍耳），或者气味不雅的，牵藤扯蔓的，就成了恶草恶木；有时候更简单粗暴，只是因为“写作需要”。只可恨植物没有嘴。
不过我想植物并不在乎，细究起来，植物连名字都是人类给予的，也没有人问过植物同意叫这个名字不曾。日本园艺家柳宗民写过一本《杂草记》，文字是好的，清淡细密，但我却对其中“野草”们的名字更感兴趣。因着中日翻译不同，里面不少“杂草”的名字美丑悬殊，简直是天上地下，比如拉拉藤，农村又叫猪殃殃，因为猪吃了会生病，但日本人叫它八重葎，因为叶片的形态和豪华的八重和服接近。败酱草，因植株有股败豆酱气而得名，日本却管这开着细密小黄花的植物叫“女郎花”。也有中文名字居上风的，比如阿拉伯婆婆纳，明明是一种会开出精巧四瓣蓝紫色花朵的草木，日本呼作“大犬阴囊”，理由是它的果实颇像狗的阴囊。幸好每一株植物都有一个平等的拉丁文名字，我几乎是庆幸了。不过私心里，我还是希望哪一天植物们能开口，像汪曾祺笔下的栀子花那样大骂：“我就是要这样香，香的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